“魏郡邺六石机”弩机年代分析

"魏郡邺六石机"铭青铜弩机收藏于达观斋。历史上的"魏郡邺"存在于两汉及三国时的魏国。经与这几个时期有明确纪年的弩机进行比较,无论是形制还是铭文内容,邺城弩机都与东汉中晚期的弩机基本相符,故而推断其时代为东汉中晚期。从铭文来看,其并非出自中央制造工场,而是由魏郡的邺城所造,根据谁制造谁负责的原则,监作官吏是邺城县令。     

洛阳三角缘笠松纹神兽镜铭文考

据新发现的洛阳三角缘笠松镜铭文特点,它肯定不是东汉镜;和日本三角缘神兽镜铭文"古有圣人东王父西王母"相比,二者类同,同属三国魏镜。     

汉代铜镜上的“九子母”图像——对“三段式神仙镜”的再认识

仔细辨识"三段式神仙镜"上区图像,并结合铜镜铭文,可知"三段式神仙镜"上区图像应为"九子母"画像,此类铜镜宜定名为"九子镜"。这种铜镜大概于东汉后期首先由四川地区的工匠制造,后流传到陕西,一直到三国魏晋时期还有零星生产。     

曹操是三国时期人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在介绍曹操时,说他是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此说值得商榷。我认为,确切地说,曹操应为东汉末期人。其一,曹操生于东汉末年。他生前虽然掌握了东汉末期政权,但直到他死,并末废除东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刘协,更没有废除东汉国号,另建朝代。既然正统的东汉国号未被废除,那么,作为东汉末年的丞相——曹操,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东汉末期人了。     

龟兹五铢钱考——兼论公元前5世纪至7世纪丝绸之路流通货币

古代东西方采用不同的货币体系,但彼此之间互有交流。西域古币龟兹五铢钱正是受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而出现的。该钱铸有汉文和婆罗谜文两种铭文,其上的两个婆罗谜文符号中,一个符号为婆罗谜文(mudrā"戳记")一词的缩写mu(=于阗塞语mura"铜钱");另一个符号则为婆罗谜文数字"50"。龟兹五铢钱大约产生于东汉末年,不晚于三国曹魏时期,至7世纪初仍在丝绸之路北道流行。     

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

2008年10月,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三国时期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石器、银器、金器等,其中出土的铜马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铜马。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判断,该墓应是较列侯一级略低的将军夫妇合葬墓。该墓的发掘为研究东汉未至三国时期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故博士常山太傅王君坐榻年代探讨

"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是河南省郸城县出土的一件重要文物,学界目前对其年代的判定尚未统一。结合古代文献分析,石坐榻或为西汉常山国遗物,也可能属东汉常山国。石坐榻上铭文的笔画形态与字体结构与东汉中晚期(多为桓灵时期)碑刻文字类似,其家具形制为东汉中晚期样式。综合分析,石坐榻为东汉常山国遗物,其年代属桓灵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五凤元年铜带钩初探

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一件纪年为五凤元年的铭文铜带钩,殊为珍贵。文章将该铜带钩的制作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前57）时期,使用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期;随后对铜带钩的铭文进行补释,并在此基础上对铭文中的“辟邪”“辟兵”“除殃”等思想观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通过对铜带钩羽人、兽面纹饰的解读,对铜带钩性质做进一步判断,认为墓主人佩戴此带钩,具有强烈的长生不死、辟邪除殃的意愿。     

四川芦山县东汉赵仪碑考

2000年6月,芦山县在旧城改造挖地基时,在芦山县城姜城遗址(现芦山县博物馆侧),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和一具造型特殊、体形庞大的无头石兽。为了搞清楚该遗址的内容,由四川省物考古研究派员领队,在雅安市、芦山县物部门的配合下,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终于揭示了该遗址为一东汉末期至三国蜀汉末期的古城城门遗址。     

平杨府君阙考

平杨府君阙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4公里的仙人桥西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阙坐西向东,前为宽约50米的芙蓉溪,后隔川陕公路是起伏的小山。此阙双阙均保存完好,南阙檐枋头上原刻"汉平杨府君叔神道"等铭文,因而得名。这些铭文现已风化剥蚀大半,仅余"汉"、"平"、"府(?)"3字依稀可辨。民间传说此阙为三国时期蜀将     

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发掘简报

2018年4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江津区文物管理所对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盘古村二社的大路山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砖室墓2座。其中,M1出土画像石棺2具,是重庆地区为数不多合葬画像石棺墓,时代为东汉末期至蜀汉;M2规模较大、形制较为罕见,时代为东汉晚期。这批资料为川渝地区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墓葬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新都馆藏陶三轮马车研究

四川新都杨升庵博物馆收藏的物中有一组陶三轮马车,是四川地区的一组东汉和三国时期的物遗存。在以前所发掘出土的东汉和三国时期马车中均为二轮车,这组陶三轮马车属首次发现的,它是研究东汉和三国时期交通历史和运输工具的实物资料,所以更为珍贵。它不仅将记载三轮马车的历史提前,而且是中国人对马车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佐证;更让人感兴趣的事,有可能揭开诸葛亮所发明的“木牛流马”千古之谜。[第一段]     

商代赏赐金文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三国时期钱币

三国时期,一般指东汉灭亡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即自曹丕代汉称帝,立国号为魏,改纪元为黄初元年（220年）起,到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三月,吴亡为止的61年间的时期。但是,史学界一直把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5万人,隔江相持;孙刘联军利用曹兵长途疲惫和不习水战等弱点,用火攻战术,大破曹兵,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后,到三国建国前的那段历史,也划入三国时期。     

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及其演变态势

本文考定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之数,制成《汉魏春秋学图籍一览表》、《汉魏春秋学演变折线图》、《汉魏各派春秋学者一览表》及《汉魏各派春秋学者演变折线图》。从诸图表可以看出,汉魏时期春秋学之演变态势有如下显著特点:公羊派在整个两汉时期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三国时期则由盛转衰;谷梁派在西汉时期有一定地位,东汉三国时期则一直衰微;两汉时期左氏派呈上升趋势,至三国时期遂形成压倒优势,与公羊、谷梁二派均告衰微形成鲜明对比。     

也论汉墓中的“天仓”——兼谈汉代人有无升天观念

汉墓中明确与"天仓"有关的材料共两类:一类为画像材料,见于东汉晚期的四川和河南地区;另一类为题刻文字,多附于墓葬壁画和画像旁,且多与车马出行的题材有关,广泛分布于东汉前期至三国时期墓葬艺术流行的各大地区。目前所见明确的天仓画像皆与天门组合在一起,表达着墓主升天成仙并在天界永享荣华富贵的愿望。题刻有"天仓"和"大仓"两种,反映了升仙与求官、富贵等普遍愿望的结合。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文献材料,都反映出土升天成仙的愿望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以来已经流行。     

榆林东汉“人民顛到相食”与“乐陵相任君”刻石拼合研究

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藏"乐陵相任君"与"人民顛到相食"两块东汉铭文刻石,经拼合实验证明来自汉画像石墓中同一块中柱石。拼合后的刻石铭文中包含明确年号及历史事件等重要信息,为考察东汉永初三年(109)并州刺史部发生的"民相食"大饥荒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两石的拼合及铭文识读,不仅可以补史,同时也揭示了汉人的丧葬观念,还为类似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例。     

论芦山东汉三国姜城遗址城门石兽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姜城城门遗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兽,其制作年代在东汉末期,在同时期的城门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区东汉晚期以来流行的墓前石雕虎形翼兽是其形象的直接来源,而这些石雕翼兽可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该地区当时为汉、夷、羌的交接处,据相关文献记载,此种城门石兽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有关。东汉末年,该地区汉夷关系一度紧张,汉人根据夷人畏惧神灵怪兽的心理,在城门口放置大型石雕虎形翼兽,用来威慑夷人。而此种石兽则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坏,汉族官吏的颂碑也多次被凿毁,整个城门也毁于兵燹。该石兽、石碑、城门遗存及其毁坏痕迹为当时汉夷关系的一种物证。雅安地区特别流行此种大型有翼石兽或许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三国”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是在秦汉一统局面后的又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三国鼎立也是魏、蜀、吴之间长期复杂纷争的开始。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蜀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所以这一地区遗留了很多古战场。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武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开始形成城堡,作为地区政治中心。武汉三镇中,武昌历史最为悠久,孙权得夏口后,在今武昌蛇山（江夏山）筑夏口城,将郡治移至此处,即今武昌。也正是在三国时期,武昌、汉阳开始分治,两城独立发展。     

论晋室南渡对上虞窑业的影响

上虞窑业在东汉创烧出成熟青瓷后,至三国西晋时期发展迅速,然而东晋、南朝时期却突然衰落下来。除了战争、饥荒等外,本文认为伴随晋室南迁而来的北方豪族占山固泽,以及残酷的赋税、徭役制度,是上虞窑业突然中衰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