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疆各县的命名、改名等问题

<正> 作为我国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称为西域。公元前六○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进行管辖。西域都护的地位相当于当时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的长官,即各郡的太守。所以,远在二千多年     

新中国大行政区制的历史演变

大行政区(简称大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它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也是地方政权的最高机构,领导着大行政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工作.大区可看作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它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撤销也是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由稳定、恢复到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初期究竟有几个大行政区

许多书中都笼统地称,建国初期全国设有6大行政区。实际上,大行政区初设时只有5个,即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分别设立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华北地区曾于1948年9月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但1949年11月被撤销,其所辖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平原5省及北京、天津2市统归中央政府直属。因此,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只任命了5个大行政区的领导人,并无华北。     

建国初期大行政区制度始末

大行政区制度是在建国初期特殊国情下实行的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并随着经济、政治的变化,在1954年撤销了这种建制。大行政区制度既为建国初期的建设提供了保障,为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参照。     

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 ,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 ,引伸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 ,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 ,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 ,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 ,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的简称 (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 ,仍属中央派出机构 ,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 ,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掌国庶务 ,统郡县 ,镇边鄙 ,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     

我对在地志博物馆陈列中如何使全国性与地方性配合的几点意见

1951年10月,中央文化部发布的"对于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中指出:"各大行政区或省、市博物馆,应当是地方性的     

明确任务 团结奋进 努力开创史志工作新局面——在全省史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我省的地方史志工作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当时,根据中央的要求,从省到各地（市）、县（市、区）都分别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和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开始承担地方党史、地方志的资料征集和研究、编纂工作。十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类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是世界各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条件,各国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程度、范围不同。在这些制度条件中,地方政府是否对土地拥有直接控制权、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因素,决定了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最主要约束条件。     

关于省级博物馆性质与任务问题的反思

对按省、市、自治区或地(市)县行政区划并归属各该级政府领导与管理的博物馆,称为地方博物馆。地方博物馆有地方综合性、专门性和纪念性等不同的类型。省地方志博物馆也属地方综合性博物馆之类,它在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根据我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多年工作的实践,对省地志博物馆的性质与任务问题作点回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曾设立大行政区作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渡性措施。这既是借鉴历史传统、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结果,也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党情而做出的历史抉择,并且这两个方面又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共全面执政前所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中共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过渡的客观需要,中共对中国近代地方统治形式和苏共中央地区局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全面执政之初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制约与影响。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康熙、乾隆两部《清会典》记载的省制这一角度出发,对江南等省的分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是一个始于顺治十八年、终于康熙六年的渐变过程,清代的省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本文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分省过程结束后,"江南省"、"湖广省"等省名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清代川东道的辖区与职能演变——兼论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性质

川东道是解读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范本。通过考察,再次证明了道由一种临时性的藩臬二司派出机构,逐渐演变成有固定辖区和治所的府以上省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因应时变、灵活性和敏感性,使得川东道在晚清被附加了很多原本不相关的职能。尽管它本身不是一个完全近代化的职官,但由于府以上省以下的空隙过大,这种中层地方机构,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需要的。     

论清代的藩部与行省

清代中国政区包括藩部和行省两大部分,二虽同是统一国家主权下的统治形式,但彼此间又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行政体制及权力运行方式不同;双方对国家的权利、义务不同;国家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及由此造成的地位差异;藩部、行省与中央政府关系形态不同,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历史发展呈现的趋势则是藩部地区的内地化及全国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The preliminary transition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the border areas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social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the border areas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showed apparent differences from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There appeared a gradual transitional tendency to the modern society in aspects such as the speci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bodies, the communalization, corporation and trade orientation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al control as well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nducting, serv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communal facilities in the social economic context. Consequently, th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tages in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Wenshizhe 文史哲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1, 2004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所创设、后逐渐在国共各治区推行和实施的地方层级制度,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该制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相继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国共各治区也有不同的特征和命运。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其与学术界流行的相关知识、观念的关联。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EXPLORING THE NUMBER OF FIRST‐ORDER POLITICAL SUBDIVISIONS ACROSS COUNTRIES: SOME STYLIZED FACTS*

ABSTRACT Why do some countries have no first‐order administrative subdivisions (e.g., states or provinces), whereas other countries have over 80? Recently, economists have started to look at the optimal size of countries and forces influencing the creation of local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like school district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first analysis of the “missing middle” level of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common to all countries. We empirically examine how country size, natural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location, population fractionalization, and level of development affect the number of first‐order subdivisions. The number of first‐order subdivisions is shown to be associated in a nonlinear way with measures of fractionalization—exhibiting a U‐shaped Kuznets curve for ethnic heterogeneity and an inverted Kuznets curve for lingual and religious heterogeneity. This is a different and more complex relationship than that found for local political jurisdictions where greater heterogeneity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districts suggesting that first‐order political subdivisions may serve a different role.     

清代十八省的形成

本文从清宫和内阁档案入手,探讨清代"十八省"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清初的"分省"实际是"地层累积"式建构的产物,其发端就是乾隆晚期官方编撰的一系列志书、政书;"省"与"十八省"并非清代的正式政区,而只是一种应用宽泛的通称,因此清代的官方文件中存着多个"十八省"体系外的省,并且省下有省。另外,本文还揭示了"统部"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