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

中国现代学科乃"援西入中"的产物,由此引出两方面问题:西方分科观念如何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其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尽管来华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也曾言及学科次第问题,然而所说之次第主要着眼于知识训练的阶梯,将学科定位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却往往从价值上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这些都构成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晚清中國西學書籍的流通——略論《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

晚清西學知識的傳播在"知識複製"上呈現出多種形態,是考察晚清書籍史需特別重視的環節。這裏期望結合《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以揭示晚清西學書籍在流通上所展現的特質。通過各種"類書"、"提要"的方式對各種書籍進行選擇,是晚清較爲流行的方式,而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閲讀,往往與斯時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聯,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此外,就知識傳播來説,還不可忽略作爲新型媒介的報章發揮的重要影響。對這些因素略加分析,對把握晚清中國西學知識的傳播所呈現的特質,不無裨益。     

“西学中源”说新评

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讨论由来已久,为数不少的学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就“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时间而言,也众说不一。该对“西学中源”说的源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作通过阐述“西学中源”说在晚清的发展变化过程,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并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

最近五年来关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问题的研究略述〔韩〕曹世铉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历程。自从西方大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着西学东渐,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思想文化,便开始产生矛盾和冲突,经过社会的变动以及志...     

“国学”究竟指什么

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     

《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国学”究竟指什么

<正>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     

梵蒂冈图书馆藏越南天主教中文文献研究

本文以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越南天主教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首次披露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些珍贵文献。文章既分析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本土所刻的西学汉籍在越南的传播,也分析了传教士在越南刻印的西学汉籍刻本。从而从文献的角度深化了西学汉籍在东亚文化圈传播的认识,揭示了从晚明后东亚西学接受的相互关联,突破了以往对西学在东亚传播局限于国别的研究方式。     

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晚清国家观变化的时代特色

晚清国家观变化所呈现的强烈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恢廓的世界眼光以及各种国家观念纷然杂陈等时代特色,不仅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更是当时“千古未有之变局”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上述特色非但使晚清国家观注入了新的内涵,也加速了晚清国家观由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研究近代西学传播的论著中,对于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况,除了墨海书馆出版的几本科学书籍被提到外,基本上无人述及,在西学传播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段空白。本文拟对香港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传播情况作一介绍。     

险劲挺拔古朴雄强——曾国藩、曾纪泽书法作品考析

湘军著名将领曾国藩是晚清的“中兴名臣”,他不仅在军事上显赫一时．而且在书法上颇有建树。曾纪泽是晚清的外交大臣,他在致力于西学研究和推广的同时还潜心于书法,并留下众多优秀的书法作品。长沙市博物馆珍藏有曾氏父子多件书法佳作,我们经过鉴赏作了初浅的考析,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

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对"私"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