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宗教改革的全球史意义

<正>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于16世纪初引发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它标志着欧洲已经持续了近千年的中世纪史结束和近代史开端。毋庸置疑,以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观,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史、欧洲史以及世界史上,在政治、经济尤其是精神文化等领域内展示了新旧交替的重要内容。转换视角,从世界史转向全球史,从世界史观中的国别区域独立发展史转向全球史视野下的人类文明趋合史,仍然可见路德宗教改革包含着人类历史整体发展进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太平洋史: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史研究分支脱颖而出。此后七十余年里,随着学术环境和治史主体的变化演进,太平洋史研究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太平洋作为一个独立治史客体被学术"发现",有关太平洋史的基础范畴和路径假设被提出并探索实践。此后至80年代,受到"去帝国史学模式"倾向的影响,以堪培拉学派为代表的"局内人"主导的"太平洋内的历史"成长为主流,"本体史"视角下的太平洋诸岛史和大洋洲史研究成就斐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模式遭遇严峻挑战。两种路径在并立之中渐显交融之势,太平洋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北大核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全球史理论和方法评析

正全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由于其研究的对象、观念和视角都十分新颖,到八九十年代,全球史研究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学术界的影响大增,并在1995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以"‘全球史’是否可能?"这样一种设问的方式,进入国际史坛的主流。全球史学者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为已任,主张要像从月球上观察地球那样,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这种视角符合力图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心意。同时,由于全球史研究强调对跨文化互动的研究,这又吻合了我国世界史前辈吴于廑先生在他的世界史体系构想中关于世界历史"横向发     

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全球城市史视域中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读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引发的思考

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是一部通史性质的世界城市史著作,该书具有显著的理论色彩,对于城市的本质要素、城市发展的阶段与规律等问题提出明确认识,其特点还集中体现在对于世界城市史研究所持有的全球史视角。该书对于宏观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重视,值得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加以倡导。中国城市史研究应具有全球视野,应积极拓宽和深化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领域,积极开展跨国家或地区的宏观比较研究。     

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

近三十年来动物史(人与动物的关系史)研究在欧美学界得到了很大发展,相关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益精细复杂。动物研究已经从边缘进入到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学界甚至有所谓"动物转向"的提法。全球史领域的动物转向致力于从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从动物的角度来反思全球史的书写。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     

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

正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史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随着全球(global)核心词汇在史学论著中的频繁出现,史学的全球史转向成为一股潮流,已经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学者所接纳,并将中外关系史研究推到史学研究的前沿。21世纪初,笔者将晚明社会变迁研究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从单纯关注中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关注全球史的一部分(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言》,商务印书馆,2005年)全球史意味着以全球的视角重新     

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

本文考察了20世纪初至今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演进,梳理出了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如果说过去诺夫乔伊所开创的观念史只是研究基本的"观念单元",那么现在的新观念史则表现为,在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础后走向了以语境、修辞与行动等为核心的研究;同样,"新社会文化史"在社会建构为导向的指引下,强调考察观念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与全球化的进程相呼应,又出现了"空间转向"。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维度的研究,都并未导致观念史研究的衰落,反而丰富了其研究的范式,扩展了其研究的视角。因此,观念史在经历了这些转换之后正迎来新的繁荣,或者说观念史研究正在复兴与回归。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式被应用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为学术传统悠久的大革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侧重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互动、帝国间的全球竞争、跨国启蒙运动等角度探讨革命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革命史学中,以经济与社会因素为中心的正统派逐渐让位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现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范式,在保留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重新考察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之于大革命的意义。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著述,探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起源学说,解读殖民地与大革命的关联,归纳全球转向下不同法国革命史研究路径的特征与得失。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及其海洋史研究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是尼日利亚第三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尼日利亚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奥卢贡菊认为海洋史研究是对与海洋相关的一切人类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港口、航运业和比较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而展开"在海洋史研究方面,奥卢贡菊主张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其海洋史研究是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探究港口发展的原因时,他主张挖掘多种历史原因;奥卢贡菊借鉴了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和概念,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海洋史"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全球史"概念的历史演进

"全球史"概念是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产物.古希腊人的Ecumene概念和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所谓"世界史"、以人类主要文明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形态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当代"全球史"和"全球史观"的出现提供了理论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推动了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性问题成为新全球史学者关注的对象.但无论如何,全球史仍然属于世界史的范畴,全球史观只是世界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而已.     

跨国、文化和种族视野下的美国冷战史研究——以达文波特《爵士乐外交》为中心的考察

<正>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史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两大潮流。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冷战国际关系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和“跨国维度”。⁽(1)) 他们以音乐、舞蹈、绘画、文学、歌剧、电影等文化艺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冷战时期跨国文化传播的过程及影响,揭示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研究框架下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形成了研究冷战史独具特色的文化和跨国路径。90年代末,以玛丽·杜齐亚克为代表的史家开始强调冷战外交中的“种族因素”,     

全球史及其多元潜力

一、构思全球史的当地研究方法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对全球和跨国史学越来越有兴趣。①从中国到美国、从阿根廷到欧洲,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研究呈现出各种新的令人感兴趣的方向。②像其他学科一样,全球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学者之间进行各种模式的跨国家合作的特点。近些年来该领域出现了很多国际会议、跨文化研究项目和交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