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

目前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它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三种偏好:即偏好于主权国家、偏好于体系、偏好于条约。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所付出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在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史叙事实践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在资料上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从“王朝”到“帝国”的转移——西方学术范式中“历史中国”的意涵变化

正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基于"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术取向,相对忽视对"国家"与"帝国"的研究。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识到"社会"无法脱离开"帝国"以及相应政治制度的影响;(2)同时随着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和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学派对于"帝国"的关注,世界历史领域中出现了"帝国转向","历史中国"的叙事也发生相应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概念自身就具有一种"荒唐的杂乱现象"。(3)故有必要对这种学术范式的转移加以认识。     

非洲历史的整合与分割——非洲史研究的当代走向

当20世纪初,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将非洲历史贬为"地球上风景美丽但落后的角落里野蛮部落无意义轮回"时,恐怕欧美史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世纪下半叶,非洲历史将发生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围绕对非洲历史的整合建构与分割从两个方向展开,史观、史料和方法都随之取得突破性进展. 20世纪60年代,非洲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欧洲中心论统摄下的非洲历史研究成为去殖民化运动铲除的对象,民族主义史学学派兴起,如西非的伊巴丹学派、东非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他们以口头传说、考古发现为依据,试图"重建"非洲被殖民前的历史图景.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应用

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理论界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为探求对中国史的总体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随即,这一框架所预设的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及逻辑话语也开始比较广泛地渗透进中国史领域。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导入这一理论工具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与历史视域,形成新的问题意识,进而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对其适用性问题的深刻质疑与反思。     

试析葛兰西的国家理论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以市民社会为核心建构了自己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国家理论体现了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二元政治的思想。一方面,他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建构了国家的概念,另一方面,他的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体现了“天”与“人”的“二元”关系。     

清麓学派与关学发展再议——基于“基准”与“贡献”相结合的视角

从"地域理学"视角到"宗风"和"学脉"传承视角,再到思想因子的"基准"视角,乃是关学史研究方法所走过的基本历程。作为关中理学发展至清代中后期的清麓学派,在理论立场上恪守程朱,若从对张载思想的承继度上来看,恐不足以将其置于关学史的脉络予以定位。然若从"基准"与"贡献"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则可以将其对关学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凸显出来。无论是清麓学派之先导李元春,还是学派代表人物贺瑞麟,其思想皆与张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且对关学史谱系的建构、关学文献的整理贡献卓著,应当成为其作为关学史人物确认的重要依据。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通过引发社会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总结妇女工作经验,确立“时代妇女”应有的价值观.从征稿启事、评审标准和评选结果来看,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奖励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获奖女性对战争、国家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大多未能跳出既有民族解放思维定势,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支配着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     

全球史观及其理论价值

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史学流派,目前在西方乃至世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史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为叙述对象,超越了西方史学以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传统,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颠覆欧洲中心论,以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为切人点,开辟考察世界历史的新视角,建立了编纂世界通史的新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理论启发性,摒弃以国家为单位的思维模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只体现在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三大过程中,     

以民众为本位:当代节日志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追求——以“传统节庆文化论坛”相关讨论为核心

与节日志有关的节日叙事,关联着中国文化根底与当代精神建构的核心价值。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语境中,节日研究尽管已有较为丰赡的学术积累,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向度探索的可喜态势,但真正具有大局观、集成性、前瞻性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范式却乏善足陈。近期举办的"传统节庆文化论坛",在立足本土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围绕《中国节日志》展开激烈讨论,大致呈现出了以下三个维度的思辨趋向:关注节日中独特的身心体验和文化设置,视节日为民众建构社会关系的生活交流实践,从知识生产的过程反思节日志书写中的主体间性;将类型化的抽象概括和丰富的民众交流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以多元主体复调、多声部的织体形态生成节日数据库的"元数据标准",实现节日志研究成果的数字化,;深究节日中独特的生活叙事传统,探索当下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和民众主体之间的"礼俗互动"模式。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养民的地方实践——国家视角下的清代广东备荒仓储

积储备荒历来为国家养民要政,地方备荒仓储实践深受中央政府仓储政策的影响。本文选择从国家视角出发,在对清代广东备荒仓储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仓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与作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对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过于重视地方而忽视国家的研究路径进行一定的反思。     

从国际社会到国际体系——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转向

探究英国学派历史叙事从国际社会向国际体系转向的意义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丰富了历史尤其是世界史的叙事类型。就叙事类型的角度而言,上述转向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学派从典型叙事向发生叙事的转向。其中,"国际社会"概念主导了英国学派的典型叙事和从典型叙事向发生叙事的过渡,"国际体系"概念则完成了英国学派的发生叙事。这种转向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镜鉴:反思意识和语境对峙。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正视西方的叙事模式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内涵与评价

新国家空间理论是对国家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描述,它将国家空间看作动态的"过程",而非预定的、固定的"容器"。其核心观点为：①以社会建构的国家空间为研究对象,并关注其多维重构,尤其是尺度重组过程;②关注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国家管制模式转型和行动者的社会政治斗争等多重动因;③关注国家空间选择性及其演变趋势,以及国家空间重构的分层特征。不过,该理论也存在若干不足,如缺乏对行动者的详细探讨、缺乏对尺度和领域以外的空间维度的分析、重构趋势仍有待验证等。尽管如此,新国家空间理论有效整合了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治理与空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对于全球化研究、城市和区域治理研究以及行政结构重组研究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亚当·沃森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

亚当·沃森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外交官,沃森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与现实关怀;作为学者,他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中长期扮演着参与者与领导者的角色,这两种实践及彼此间的互动贯穿了沃森大部分学术生涯。围绕国际社会这一主题,沃森奉献了数部带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影响的学术作品,传承、丰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他拓展了国际社会研究的历史纵深,构建了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关系的"光谱"形态和"钟摆"理论模型,参与外交事务的实践经验与思考丰富了早期英国学派理论探讨的视角与切入点,晚年对原有思想的修正与超越提升了英国学派理论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沃森的学术贡献与思想脉络也因此成为我们研究英国学派学术史的重要线索。     

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西方”的形成

自18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人在界定自身文化身份时将欧洲视为美国的对立面和文化"他者",信奉的是"美国例外"论;在思考美国的地缘政治特性时,把欧洲视为威胁,奉行的是远离欧洲纷争和排斥欧洲影响的大陆主义。一战后,美国精英逐渐用突出美欧文化同源性和一致性的"西方文明"叙事取代"美国例外"论,用强调美欧休戚与共的"大西洋共同体"观念瓦解大陆主义,从而完成了美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身份的重塑。二战后,美国利用这一新的国家身份观念,把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约解释为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从而维护美国自身文化存续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成功地将美国与西欧凝聚成文化、意识形态与安全共同体,最终打造出一个新"西方"。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

1940年代中期至1950年代末,冷战对美国国家构建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一种全新的现代美国国家形态——"国家安全国家"——在"为总体冷战而进行总体准备"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国家安全国家构成对美国主流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其创生、扩张和演进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总体政治变迁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涉及联邦政府组织体制和对外政策决策程序的重组,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制度和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经历的持续变动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之间存在复杂的共生和互动关系。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国家安全国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和国家扩张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找回国家"思潮催生了国家构建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影响,不少美国政治史家都把国家构建理论引入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为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国家构建理论为政治史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使他们可以重新思考美国国家权力发展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国家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挑战了美国"弱国家权力"的神话;新的历史解释表明,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强大、宽泛和牢固。在过去数年中,国家构建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