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正>【编者按】当代中国史学的开拓创新,既需要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域外史学中获得"他者智慧",因此大力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并对这种交流的历史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史学界的题中应有之义。晚近以来,我国的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本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1918—2008)的贡献,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甚至还会出现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①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②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史家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     

张芝联:中外史学交流的使者

<正>张芝联先生(1918—2008)致力于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行走在中外(西)史学交流的路上。2000年出版的《张芝联讲演精选(1979—1999)》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张芝联先生在中外交流中的丰富经历。该讲演集收录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张先生在国外各大学、学术机构(诸如巴黎第一大     

“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3年10月18—2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台湾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新闻出版单位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八十余人出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2 0 0 3年 10月 18日 )各位专家、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好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以来 ,在广大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下 ,已成功地主办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对我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今天的盛会 ,已经是第三次举办了。光临这次研讨会的 ,有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 ,还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国外学者。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对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对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表示衷心的祝贺 !2 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与中外史学的交流…     

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

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影响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     

罗马早期史学的发展脉络

罗马是古代西方的大国,其最盛之时,"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日落处和西面海洋至高加索山、幼发拉底河,过埃及上达埃塞俄比亚,越阿拉伯远达东部海洋,它的疆界东至太阳神升起的大海,西至太阳神降落的海洋;同时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及其海中的所有岛屿以及海洋包围中的不列颠"。     

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二战后的德国史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批判史学的突破阶段（1945年至60年代中期）;2．社会史学派的崛起阶段（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3．社会史学派与后现代史学流派竞争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而第三阶段又与东德史学的解体以及东西德史学的统一过程在时间上大致重叠。二战后德国史学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围绕纳粹主义历史根源问题对德国近现代史的批判研究,其二是研究领域随着新学派兴起的不断扩展。     

明中外交流与时尚

中外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从汉代张骞开通西域,经过唐、宋和蒙元时代的繁荣,发展到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如果说文明交流有发展周期的话,那么明代继元以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周期。[编者按]     

明中外交流与时尚

中外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从汉代张骞开通西域,经过唐、宋和蒙元时代的繁荣,发展到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如果说文明交流有发展周期的话,那么明代继元以后,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1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同春园饭店举行。来自北京地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以及《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和《人大复印资料》等期刊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在会议上,专家学者对"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与沟通"、"历史视野与历史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当代中国史学对心理史学的回应

当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历史不再被看成是僵死的事实的堆积,史学也不再是零散的史料的排列,因为治史者能够把历史看成是由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所以,人们在研究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时,不仅仅要考察、确定他们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历史因果,同时也力图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们的内心世界。因为,任何时代的人类的活动,都要通过人们的头脑。由于研究人类大脑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历史学的范围,这就造成古往今来众多的历史家们到此止步。但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真正科学的历史家们,坚信历史学是可以…     

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

1983年夏,史学史国际委员会主席夏尔·奥利维埃·卡尔博奈尔(Charles OlivierCarbonell)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家的状况问题。就在那里,我高兴地认识了乔治·G·伊格斯(Georg G.Iggers)。我在1978年曾读到他的《欧洲史学新趋向》一书,从此便知道了伊格斯这个名字。第二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

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章说：     

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

一 当前美国史学的首要新趋势是从“碎化”走向综合。自60年代以后,由于各式各样新史学的勃兴,美国史学研究呈现了空前未有的多样化的形势,各流派和各分支学科不仅在理论、方法上各自有别,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研究内容上各自为政,相互争雄。黑人史学强调黑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妇女史学强调妇女     

当代心理史学的变化

从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历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中 ,心理学与历史学至此结下不解之缘。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心理史学发展至今所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从被人肯定到被人怀疑是否有科学性 ,对它的肯定以及否定始终围绕着资料可信度、人物心理意识重建、精神分析理论等问题而展开。心理史学在危机与转机之间寻找通向对历史事实近似的探寻 ,对历史意义有价值的发掘的道路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

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目前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口述史学的出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顺应了国史变革的方向。寻求二者的最佳结合途径能使二者相得益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通过开展口述史来拓展研究视野,活跃研究思路,并弥补与修正史料之不足,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面向社会公共教育和启迪的功能。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学

当代中国史是历史学家族中最年轻的一门学科,也是目前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     

当代史学通俗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正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当代学者对史学通俗化研究所投入的热情及所取得的成果,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的。回顾与反思当代史学通俗化研究的道路,我们发现这一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概念模糊到概念清晰,由学科附庸到学科自觉的发展过程。首先,当代学者对史学通俗化的价值进行了深入思考,从理论上解决了史学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