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历史》的命运观

塔西佗《历史》中"命运"的涵义,或指神性之命运、或指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之原因。塔西佗承认神性之命运对人事的支配作用,同时也重视从人事上探求史事的原因。此类似乎存在矛盾的命运观中,实际上蕴含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塔西佗意识到人类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意识到人类理性无法把握历史的偶然性与具有必然性意义的演变。他所谓神性之命运,最深层意思是指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塔西佗的命运观,深受希腊和罗马传统史学命运思想的影响。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历史时间与时间历史——基于雅克·勒高夫史学时间观的双重视角

自马克·布洛赫揭橥史学是"在时间中"的"人的科学"以来,年鉴学派的史学时间观就备受关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复线时间观与"长时段"理论,由此构筑了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定框架。雅克·勒高夫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进而把时间概念转换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年鉴学派中,布洛赫与布罗代尔并没有直接把时间本身作为讨论对象,而勒高夫则与之不同。他一方面探究了过去与现在的互动关系问题,解释了其理论进程如何更新着当代史学的定义;另一方面,他还考察了中世纪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中的多种时间形态的共生或矛盾关系,并揭示了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的演变过程。据此可知,时间不仅是历史思维的尺度,而且也是史学研究的对象。     

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

中西传记的史学观念与中西所共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形式紧密相关,并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在古希腊罗马,由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其文化结构中的矛盾运动,传记史学兴起后自成一体,与叙事史学并行不障;而中国则由于祖先崇拜长期占据优势,传记史学在叙事史学的基础上产生后,遂将叙事史学同传记史学结合起来,定为一尊,形成正统的史学体裁。比较研究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李维的史学致用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包含了丰富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以历史循环论作为史学致用的前提。他认为罗马传统道德关乎国运,是联系罗马古今的重要纽带,亦是影响罗马历史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维往往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以及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点明需要读者关注的道德价值与历史经验,他也会通过改写史料来凸显说教的效果。李维认为史学致用是有限度的,人们应该根据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理性地运用过去的范例。总体而言,李维将罗马史学垂训思想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传统事例史的兴衰与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转变

所谓事例史,是指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历史学,它强调历史的实用作用和历史事例的教育效果。"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这一术语是乔治·H·纳德尔提出来的。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historia)等同于事件(events),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historical knowledge)的过程。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和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把史学本身的变化与社会事实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中国史学在历史思维、历史盛衰观、经史关系论、历史文献思想和历史编纂思想等诸多方面,都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本期"历史理论"栏目发表的五篇文章,从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时代思潮与传统史学、历史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民族传统与精神和近代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过去之未来:历史、记忆与历史撰述的伦理职责

本文首先分析了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特征及其兴起的原因,并对各种试图对这一转向作出修正的理论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修正理论强调了历史中个体的经验和能动性,进而为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基础。记忆研究的兴起,向史学家提出了方法论、史学编纂和伦理上的新要求,并发展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概念。而将记忆与创伤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则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事实"和"真相"等概念。如何将历史、记忆与伦理整合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史学编纂模式中,依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和存在争议的问题。     

董仲舒与汉代史学思潮

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三大潮流 :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这些史学思潮的形成及其演变 ,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历史变易说和“大一统”说等历史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地上之国总是无常”:奥古斯丁论“罗马帝国”

作为一位生活在罗马晚期的著名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的态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在《上帝之城》等著作中,他对罗马的成就与地位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也拒绝了对帝国的任何神化,认为它始终只是一个尘世中的国家,始终具有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奥古斯丁的罗马观植根于其历史神学中的"尘世"(Saeculum)观念,与其国家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比较之再思考——兼评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

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之比较乃中西史学比较中的常见课题。余英时在《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指出章学诚、柯林武德二人史学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事实上二者的史学思想存在实质性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二者各自不同的学术脉络。章氏生当传统中国时代,其史学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柯氏是西方20世纪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旨在澄清历史学的本质,为科学的历史学提供理论依据。从事中西史学比较不能一味求同,应正视彼此的差异,唯其如此才能理性地探索出中西史学发展的共同道路和规律。     

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历史的构建——基于对《罗马古事纪》的考察

作为罗马帝国初期希腊学者文化观念的样本,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纪》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以客观史学标准为依据,将狄奥尼修斯与《古事纪》分别视为史料抄写员和史料汇编,未曾从研究狄奥尼修斯历史构建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古事纪》塑造的罗马传统及展现的罗马人形象,进而剖析狄奥尼修斯赞颂罗马背后暗含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狄奥尼修斯以希腊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希腊学者所知的罗马历史嵌入对罗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古事纪》构建起希腊文化传统与罗马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它与拉丁正统叙事完全不同,是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理性主题与情感构境

柯林武德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其史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应于实证主义史学传统重视原始史料与恪守价值中立原则,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体现了理性主义特点,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历史学家而非史料置于历史知识建构的中心,认为理性分析历史事件的关键是发现人类历史的目的性。不同于学界的唯理性主义指责,柯林武德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既注意到理性(目的),也没有忽略理性所依托的情感构境。尽管柯林武德做出的基本情感与非基本情感区分并未妥善解决历史认识中理性(客观)与情感(主观)的关系问题,但他围绕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论题进行的相关阐释体现了其辩证的、理性的思想特点。     

论李维史学的命运观念

李维史学中的命运观念用fortuna、fatum等多种词汇形式表达，从而传递出不同状况下不同层面之内涵与意义。命运作为一种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在李维笔下源于诸神又超越于神意，其实质是以偶然性来展示历史进程中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素。李维以通史之眼光，透过诸神或神意、人的行为与命运之互动，看到了pietas等德性力量，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命运，表现出一种对罗马民族精神的内向观察以及一定时空场域而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历史性反思。李维尝试以此相对不变之道德理性来解释历史变化，但面对历史之复杂性又无法完全化解。李维史学的命运观集中展现了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历史思想。     

如何看待美国“改写历史”风波

正自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及地区频频发生制度变革,这种变革所造成的政治波动与族群分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旧历史观念的更迭和对立。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诸如推倒雕像、改换公共建筑物及道路名称、重修教科书之类的改写历史的情况。即使在并未发生制度变革的欧美国家,也因"政治正确"观念日渐普及,再加上网络信息的迅速发达,导致挑战主流史学和专业史学的大众史学有了广大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省思

王权、君权和皇权在中华专制主义的语境中只具有一种形态差异,而没有实质差异.中国历史一文化和政治-思想虽非理性类型,但这并不妨碍依然可以使用"理性"这一概念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进行描述和分析.问题是,运用"理性"概念来作出的这种描述和分析本身则必须包含有前在的概念省思,以便使我们对其内涵和界限能有一个确切的思想把握.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历史叙述之争与西方史学发展的波动:论尤里安之死

对于"叛教者"尤里安之死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错综复杂且相互矛盾的叙述。这一历史叙述的争执实为基督教史学与传统古典史学间竞争和交融的缩影。基督教自身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方面与古典史学迥异。但古典史学历经千年的繁荣发展,在史料分析、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方面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因此基督徒史家必然会继承与吸纳古典史学优秀传统,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