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对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系统审视－－读《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在当今社会 ,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彰显。因此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 ,自 2 0世纪中叶以来 ,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 ,不少外国史学家亦纷纷涉足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富有史学传统 ,而且其当代史学亦始终执国际史坛之牛耳的法国 ,在2 0世纪的晚期 ,在社会文化史热日趋升温与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的大背景下 ,甚至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更有甚者 ,在以让 -弗朗索瓦·西里纳利为代表的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 ,以研究 2 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分子史亦已…     

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法国拉布鲁斯史学探析

拉布鲁斯是法国20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长期执教于索邦大学,其研究方法与史学范式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拉布鲁斯,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研究,而且创立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印记的社会史范式。此外,年鉴学派也正是通过拉布鲁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拉布鲁斯的史学实践在20世纪法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他将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带入了历史学,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心态史研究,对于文化史的繁荣亦有贡献。今天,面对日益碎化的新史学,重新关注强调经济基础、重视社会群体的拉布鲁斯史学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     

理解革命发生学的新路径和新视阈——18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

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启蒙精英阶层就已意识到公众舆论在当时政治与社会中的重要影响。19世纪以来,史学家们也在不断地谈论旧制度末期的社会精神或公众舆论,希图从中找出革命的精神源流。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才成为史学家专门关注的对象。西方学者或追踪政治话语的变化,或关注民众的日常言论,或研究旧制度下的公共交往机制,以把握该时期法国社会集体政治意识的转变状况。     

《中世纪的人们》及其对社会史研究的启示

历史尽管有着古老起源,可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则起始于近代。而社会史正式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只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从19世纪下半叶布克哈特发起的"文化史运动"开始。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社会史迅速发展,并催生了诸如"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等一大批新的史学领域。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敏锐地提出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有一次"重新定向",即"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①而社     

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

特伦斯·兰杰是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兰杰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世纪60至70年代中期,兰杰所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他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兰杰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的历史根源做出深刻反思。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史学精粹

<正>乐启良:《当代法国社会史的革新——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探析》(《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对法国史学构成了强烈冲击。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史渐趋衰落,而长期遭到排斥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表征史开始回归、复兴。很少为国内学界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法国社会史也在艰难转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热拉尔·努瓦利耶的社会历史学,可管窥当代法国社会史的最新进展及其方法论的创新。     

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读柯文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记忆的转向。①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并逐步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纳入史学研究,对其加以记述、分析和解释。这种趋向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历史创伤问题的讨论中,其焦点是大屠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新文化史述评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著)在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金兹堡著)也在1966年出版。70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     

“默证法”与古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借鉴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理性推度观点和理想推度"安全之保障"原则,积极阐发"默证之适用限度"理论,并以此批判顾颉刚古史研究中误用默证之"根本方法之谬误"。综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则不难发现,胡适、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曾普遍运用默证方法,不断将诸多因文献和考古证据缺乏而悬而未决的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学术界自觉关注"默证之适用限度"问题,较之于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的主观武断倾向,更加体现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和中国传统考据学言必有据的学术思想。在未来的古史研究中,遵循"默证之适用限度"的默证方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价值。     

德国史学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

在德国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20-30年代,主要针对《凡尔赛和约》的相关宣判,一部分德国史学家编辑出版了大量外交档案,极力为德国开脱责任,从而在国际上引起激烈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以其论述德国战争目标的论文,对德法两国一度达成的一致意见提出质问,再次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联系,也与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不同观点依然存在,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明显转移,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较大更新。     

斯泰内勒与法国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研究

斯泰内勒与法国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研究吕一民自６０年代以来,法国现代史学者以及一些外国史学家已出版了不少关于法国法西斯主义的著作。其中,曾在法国访学多年的以色列史学家、那鲁撒冷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斯泰内勒,以其关于法国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三部曲：《莫里...     

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初探

新文化史作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新文化史领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

德国史学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因此固守传统很难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走出战争阴影的德国百废待兴,历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德国近代史学家们逐步接受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德国传统史学引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60年代末,以创新改革为宗旨创建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历史学的创新打造了一个平台,以韦勒和科卡为首的近代史历史学家们在创建历史学系的过程中注重以结构史学的方法论解析社会演进,跨学科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进,以研究“整体的历史”为宗旨,形成了以德国社会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比勒菲尔德学派。     

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创新之路——写在《陈其泰史学萃编》出版之际

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其泰先生就读于中山大学本科,期间曾受教于著名史学家刘节先生。1962年底,适逢首次统一招考研究生,陈其泰报考了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但由于刘节先生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陈其泰跟随刘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愿望未能实现。1978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陈先生再次报考,终于有机会随白寿彝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毕业后,他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走上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教     

20世纪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

阿普特克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视历史为自己最重要的斗争武器,宁愿不做大学历史教授,也要坚持研究当时美国史学界排斥的美国黑奴斗争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得到承认后,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所涉及的主要是战斗性与学术性能否共存,政治追求是否要影响学术著作的客观真理性等问题。我们应该从当时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理解他的著作,特别是在对历史的客观性、片面性等问题上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解。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历史记忆”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拓展

正记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后,如一股清新空气般给史学界带来了不少激情与活力。社会记忆史也是当前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之一,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之列为新社会文化史七大类之一。随着记忆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西方     

白寿彝论研究史学遗产的路径和方法

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在历史学的诸多领域作出了突出成就.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的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史学遗产,的学术见解,在理论方面和史学活动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对研究史学遗产的路径和方法的阐述构成了白寿彝先生史学遗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