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20世纪上半叶,许多史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撰写出一批中国通史著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在中国通史编纂上成就显著。所谓"批判继承"是指他们既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批判中国传统通史的编纂理论、编纂内容和通史理论的封建性和落后性,又对其积极合理成分加以继承发展。     

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

范文澜是一位具有深厚经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出身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古文经学大师的陶冶,其早年著作《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均表明他是古文经学阵营中的一员。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次系统梳理和演讲经学史,力求摆脱今古文家法之成见,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带有里程碑意义。他一生以写作中国通史为鹄的,所著通史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以及体现出的民族观、史料观、学风文风等方面,与他的经学素养和早年的古文经学训练,有着紧密的联系。     

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在转向拥抱唯物史观,并实际运用于其个人之学术研究之前,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从其早期著述,特别是大学授课讲义《诸子略义》一书着手,探讨范氏之学术转变与思想发端。范文澜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实为其前半生著述之枢纽。但是与此同时,其心灵由于外在现实政治的刺激,导致他深受无政府主义理想之影响,他的思想亦在急遽转向激进化的道路上前进。《诸子略义》与范文澜将近三十年后出版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相比,其中被重新阐述的孔子经过了一种"博物馆化"的历程,反映出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儒家文化遗产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早期探索北大核心CSSCI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经历了早期探索阶段。五四前后,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通史撰述的设想被提出,社会史论战前后部分学者对此作了撰著尝试,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走向成熟。其间,中国通史撰述对进化史观多有扬弃,并逐渐探索出一套符合唯物史观基本要义的中国通史解释体系,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贯彻成为时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的显著标志。     

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先生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发表《范文澜的"史谏"》一文,认为范文澜在1958年夏天写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卷,1976年以后列为《中国通史》前四册)隋唐     

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

范文澜同志去世十年了。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一直广为流传,大家很熟悉。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论述历史问题的文章不少,过去没有集中过。《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汇集了这些文章,它是范老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历史学领域讲,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可以并称为我们     

多元史观与多样化的通史书写

正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金毓黻论通史编纂

金毓黻指出,现代通史应概括地叙述历史发展进程,贵在脉络贯通而简要有序,通古今之变为其必具之要义。因而,在历史分期上不能机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应以鸟瞰式为主、虫蛀式为辅。此外,还需恰当地处理与专史的关系,通史应以求通为目标,具体详尽的记述则由专史承担,二者各司其职。金毓黻认为,周谷城《中国通史》以鸟瞰式方法观察中国历史,最得通史要领;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所创之通史体例以简驭繁,近乎现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启超试图合通史、专史于一体,这是其通史撰述难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关通史编纂的认识,既是对20世纪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实践的总结,也是对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与规范。     

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

梁启超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重视通史的写作。他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以便于鉴往知来。梁启超治史一生,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要写一部适合国民需要的中国通史。为此,不论是在中国通史的写作和设想上,或     

发扬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重读《简明中国通史》

《简明中国通史》结集了吕振羽同志的主要成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这部著作命笔于1940年秋,至1941年2月完成上册,旋因作者转赴苏北根据地而中辍写作。1948年,吕振羽同志在解放战争烽火中继续写作,由江明同志协助完成了此书下册。建国后,屡修订,至1959年最后一次修订再版。《通史》的写作历时二十年,先后印刷近六十万册,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影响至为深远。 《通史》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中国通史,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问世,不仅构筑成吕振羽同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更为重要的是它沾溉了无数后学,使之受益非浅。直至今日,吕振羽同志在《通史》一书中所体现的治史精神、优良传统,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这里仅从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体会。     

黎澍看戚本禹

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自发组成"文革小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     

为范文澜铜像揭幕的讲话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一直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同志一样,我从他那     

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

正编者按:重视通史编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中国通史编撰的热潮,撰写了众多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这些通史著作,与中国传统史家编撰的通史著作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既体现在因历史观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中国历史理解的不同,也体现在因体裁的变革而出现的书写方式的不同。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既有许多依据进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转进程而书写的通史著作,也有许多依据唯     

书斋

《中国通史(上下册)》编辑推荐:傅斯年之侄傅乐成传世史学巨著首次引进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著述推荐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比肩钱穆《国史大纲》的通史类著作100余幅精细战争地图揭秘纷繁战事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萧一山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正>萧一山(1902—1978),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清史专家。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年仅22岁,就著成《清代通史》上卷,约56万字,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等纷纷作序给予高度赞誉。1925年,他出版了《清代通史》中卷。至抗战时期,他撰著了《清史大纲》,突出地表达了其"民族革命史观"。萧一山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前往海外搜集太平天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期的通史编撰——再读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新时期的通史编撰———再读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吴怀祺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陆续梓行问世,已出版的有导论卷、远古时代卷、上古时代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中古时代元时期卷、中古时代清时...     

通史理论的探索

东方大国的历史路径八十年代初以来,白寿彝先生先后出版了他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导论卷,贯串这两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是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述中国历史走过的道路,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新年过后,《中国通史纲要》刚刚出版,我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一连用几天时间读完它,再回味着书中作者题记中的一段话:“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到这一点,这有待于读者的论定。”先生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我深深感到这话具有的份量。在完成《中国通史纲要》以后,白     

从学术史视角看吕思勉的通史写作

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