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

"新清史"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是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内陆亚洲"在19世纪被俄国、德国学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使用,用于亚洲区域的划分。后随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内陆亚洲"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新清史"学者们对"内陆亚洲"概念和理论的借鉴极具启发意义,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有违以往内亚史学者之本义。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一种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逻辑上存在偏差,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

近年来的西方中国学研究纷纷致力于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中国中心论等视角来瓦解从前居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视角,目前又流行互动比较的视角,而且偏爱比较晚明前清与同时期欧洲的关系,但比较中总是忽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美国学者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一书所作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即存在这种不足,并且这种状况在西方学者中具有明显的普遍性。     

论清初赫哲族的大迁徙与旗籍化问题

清初满洲贵族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了军事征服和政治招抚两手政策和措施。清代"新满洲"基本概念应该重新界定,特别是清朝晚期,"新满洲"主要指地域而言。通过探讨赫哲族大批内迁宁古塔、盛京和北京,并不断融入满洲的旗籍化过程和规模,旨在研究清初东海赫哲族融入满洲共同体的重大历史意义。     

陪都盛京: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政治与文化选择

满洲入主中原后,在对盛京陪都的建设中,有统治者"参汉酌金"的政治思考,有"招民垦荒"的经济决策,也有为重塑陪都的"东巡"祭祖和"封禁"流移的实施。尽管清朝统治者以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在盛京地区全力构建并呼唤满洲本色的回归,强调满洲的身份认同。但在大批汉人迁徙殖入、旗民皆与土地结成依存关系后,作为满洲根本之地的盛京地区已然是农耕文明的拓荒地,满洲自身的"渔猎"文明抑或"内亚因素"在农耕世界中找到了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基础。     

义和团是这样“运动”起来的

正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     

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与“满鲜史观”

素有"日本的东印度公司"之称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组织并推动日本史学界对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地理和历史调查,为日本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实施大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1908年,在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的大力支持下,"历史地理调查部"吸纳白鸟库吉和其他东洋史学者研究"满洲"与朝鲜的历史地理,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一系列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构筑了一整套完整的殖民主义理论体系和东亚历史叙事方法。其中的"满鲜史观"强调"满洲"和朝鲜的不可分割性,试图从史学角度证明"满鲜一体",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     

清入关前“法明崇满”治国理念形成的历史考察——以皇太极治国理念为中心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何以能统治这么长久?以往的研究者常从“汉化论”加以解析,近年美国新清史学派的解释则从边缘视角出发,强调“满洲中心论”,认为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经营,在于其保持了满洲认同、满蒙联合、满人的族群未被“汉化”.作者认为“汉化论”与“满洲中心论”分别凸显了清朝统治的两个面相,在清史...     

西方学术界殖民主义研究评析

西方学术界殖民主义研究评析高岱西方学术界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１６世纪初到１９１４年为早期阶段;从１９１４—１９４５年为殖民主义研究的中期阶段;从１９４５年至今,为殖民主义研究的现代阶段。每当殖民主义研究从一个阶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     

从“dergi”一词看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

<正>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建立政权的族群而言,特定的地理方位往往和历史记忆或宗教信仰相关,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了后金和清朝政权的满族对东方就有独特的尊崇。在清朝官方话语中,统治者不断强调自己的族群起源于东方。代表清朝满族统治者族群与历史认同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就自豪地宣称清朝"肇启大东"(阿桂修:《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官修满文文献中,表示东方的dergi一词,同样也和王朝的神圣地理观念紧密相连。     

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以会典为中心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极为重视保存满洲礼俗,视其为维持统治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限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入关后全面继承明朝礼制,继而以历代"礼统"的继承者自居.这两种矛盾的政治心态统合到礼政上来,就是实现满汉礼制在汉礼框架下的整合.因此,清朝在纂修会典等典籍时,并没有如实记载曾经以及现行的满洲礼俗,而是秉持汉礼的标准,对国初的满洲礼俗进行隐匿与文饰,以重塑帝国初始的礼制形象,消弭华夷差异,最终为政治统治服务.     

浅论满洲八著姓与清初政权

"著姓"之说源于《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其中将瓜尔佳氏、钮祜禄氏、他塔喇氏、觉罗氏、舒穆禄氏、纳喇氏、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马察地方佟佳氏这八个姓氏划分为满洲八著姓。本文对这八个著姓进行整体研究,主要对这些满洲著姓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清初政治、军事和与清朝皇室的密切关系进行探讨,从而体现出满洲八著姓对清初政权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

马克思晚年停下<资本论>的写作,带病研究世界历史.除了<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外,还搜集了美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史料,探讨了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的村社制度以及西方国家如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等问题.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分为"史前社会理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进而提出唯物史观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则适用于东方社会以及唯物史观理论早期和晚期的"对立".这些认识是错误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晚年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不是在唯物史观面前的倒退,而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清朝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政绩述评

清朝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政绩述评阿拉腾奥其尔边臣疆吏及其政绩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清朝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即是边臣疆吏之一。明瑞（？～１７６９年）,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承恩公富文之子,是乾隆朝经营新疆的重要人物。作为清朝首任伊犁将军（１７６２年一１...     

国家礼制视域下的清代满洲祭礼之源起与流变

清代满洲祭礼发源于满洲民俗与宗教信仰,在崇德称帝后,开始出现分流,部分祭礼向汉制靠拢。顺治朝全盘继承明朝祭礼体系,满洲祭礼在总体上呈现收缩之势。满洲祭礼的全族性与平等性,无法像汉族祭礼那样彰显皇权至尊;其民俗与宗教属性,又与汉族祭礼不相容,无法彻底融入汉族的"五礼"体系,这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只能将其作为保持本民族特性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也造成清代国家礼制格局中满汉祭礼彼此独立而又并行不悖的独特现象。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清朝统治的成功系多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合力所致。商业政策作为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既非"汉化"独具的内容,也非满洲特性,不失为破解汉化史观和强调满洲特性二元对峙格局的一个考察视角。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已非抑商,秦汉以来的制度化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已经灰飞烟灭,通商已成为清前期商业政策的基本取向。通商对经济的推动、民生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于此,通商政策确有力焉。     

“社会生态史学”的启示与反思——读安富步、深尾叶子编《“满洲”的成立——森林的耗尽与近代空间的形成》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并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满铁档案及相关机构留下的调查材料相对完整,间接造就了近代"满洲"研究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中长期的热点地位.然而,不同于其他探讨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以及中国的国民国家形成等"满洲"研究的主流作品,《"满洲"之成立——森林的耗尽与近代空间的形成》一书则比较综合.虽然使用的史料和其他"满洲"研究相仿,但它试图解决的却是一个头绪纷繁的问题——山海关之东北、黑龙江之南、乌苏里江之西这一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理区域,如何在空间上形成一个"满洲"社会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与该地区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以民族视角勾勒关系轮廓——评《清朝索伦部与满洲关系研究》

“索伦”系黑龙江地区土著民族,清代称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族为索伦部。黄彦震《清朝索伦部与满洲关系研究》一书以民族关系为视角,侧重政治军事内容,动态地考察了清朝索伦部与满洲的关系。通过对索伦部和满洲关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清代历史及区域民族史的理解与把握,也有助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今民族团结与发展颇有现实意义,堪称清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遥领芝告向东藩——清朝出使朝鲜使臣研究

清朝在处理与朝鲜关系问题上,一方面继续坚持复杂而严谨的礼仪程序,遵循可以远溯至春秋时代的典范;另一方面坚持由旗人作为礼仪的执行者,强调朝鲜对满洲的效忠。在这种背景下,朝廷非常重视使臣的选择,出使朝鲜的使臣为皇帝从候选人中钦点,满、蒙、汉旗均有,以满人为主,多为熟习经典的文臣。朝廷不仅重视使臣的选择,还很重视对于使臣的管理,看重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少数走出国门的满洲大臣,他们的所见所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满洲、清王朝与世界的关系。     

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

殖民主义是始于1500年前后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之日趋衰落,但其影响却延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种种影响及后果的批判性反思,是探讨殖民主义之后全球政治、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当前,后殖民主义更多地关注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文化/权力关系,要求消解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政治格局,重新界定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及其民族文化的前景。作为后殖民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后殖民性的历史学反对西方的历史主义传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希望以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策略来重新书写第三世界自我的历史,展现第三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寻求西方支配话语表述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