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8月15—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葛金芳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共同倡议发起的"中国古代‘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一、重构中国古代史解释体系的新尝试。葛金芳指出,宋以降的江南区域社会具有商品性农业增长、市镇兴起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等特征,从而与其他区域社会区别开来。自宋以降的江南区域社会就是一个农商并行发展的"农商社会"。赵轶峰从"历     

求通务实——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纪实

正2015年6月20—21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在2014年8月于昆明云南大学成功举办的首次"农商社会/富民社会高端研讨会"基础上,将研讨范围从唐至清扩展到从秦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中     

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从文字、文学角度的研究

来自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为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贡献了文字、文学等文明要素,推动古代王权走向成熟.文字和文学是联系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的纽带,而掌握文字工具的大陆移民又是联系大陆、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重要载体.通过文字、文学来考察大陆移民与日本古代王权之间的关系,是解析日本古代史中一些尚未明确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了解大陆移民在日本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6月20—21日,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暨农商社会/富民社会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一、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李振宏认为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可以从许多方面去探讨。本文以“民”的演变为主线,指出“民”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先秦依存于部族到汉唐出现“豪民”,唐宋以来崛起“富民”,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市民”的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社会”,再到“富民社会”,并走向“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富民社会”是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

元代江南政策的主体为"安业力农"、"重商"和重"市舶",四等人压迫和诸色户计制的嫁接推衍,则是其局部。忽必烈等实行南北异制,维持和保护了江南"富民"农商经济且有所繁荣发展。明前期卫所军户、"均工夫"配户、里甲"画地为牢"、移民徙富和抑商海禁等政策,起步和重点实施于江南且触动极大,几乎倒退至单纯自然经济状态。蒙元江南统治与宽纵豪富相"背反",官场腐败与贫富悬殊相叠加,招致经济畸形和"官逼民反"、"富逼穷反"。明初富民农商秩序破坏及户役法的南北通行,改变了近千年江南富民大地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与北方相差无几的"配户当差"。元明江南社会发展,居然因宽纵豪富和管制农商二模式交替及忽必烈和朱元璋的个性,从开放繁华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而且成为14世纪中国经济由先进跌入落伍的转捩点。     

日本学者谈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现状

2009年3月3日至3月6日,以吉村武彦为团长的日本明治大学古代史学者访华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其间,日本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与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者、中国考古学者及中国隋唐史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作了3场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分别是"日本列岛的国家形成--从倭国、大和王权到律令制国家"、"酋邦理论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日本的<令集解>研究".下面就3次学术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一简单介绍.     

王权主义与社会形态等问题的再思考——访刘泽华先生

刘泽华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学者,他提出的王权主义学说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独特价值。十余年前,刘先生曾以《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为题分析王权主义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近年来,刘先生又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时,对王权主义理论与儒家思想文化关系、中国政治思想史未来研究趋势等问题也提出了新的认识。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古都研究的一部力作——读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

城市是与国家和文明社会同步出现的,城市之核心则在于都城。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不仅是王权正统性与权威性的象征,其空间组织、结构和布局,也浓缩了当时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开展对都城的研究,是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试论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之间的关系

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在高等学校的历史系讲授历史学、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这三门课程。在长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实践中,深感这三门学科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的本身的内容、研究范围、目标和方法,以至其理论基础,基本都是共同的。可以说,三门学科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这里所说的历史学,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本身就是研究古代史的科学。本文着重论述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博物馆学三门相关学科具体在历史博物馆里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活动中诸方面的联系。     

国家和王权研究的理论建树——读王震中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

<正>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王权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等前辈学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王震中先生《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震中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①,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国家起源及发展的研究又做出     

独辟蹊径 开拓前进——评《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

在中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中,日知先生等独树一帜,在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纲》、《古代城邦史研究》等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著作,对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日知先生等重点在寻找早期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共性或“规律”,因而对人类不同地区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注意不够,而且主要从农耕文明区现有的材料出发,更多地关注于阶级社会形成后的政治和社会、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高层学术论坛综述

<正>2014年11月1日至2日,"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高层论坛在百年名校河南大学隆重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院校机构的30余位知名学者莅会,共提交专题研究论文24篇,学者们紧紧围绕"社会危机"和"政府应对"的论题核心,就中国古代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     

“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正>在南开历史学科建立90周年之际,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于2013年10月18-19日在天津召开。与会学者参照欧美学界近年所谓"宋元明历史过渡"说,在"政治文化与士大夫缙绅"、"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两大议题下,就唐宋变革后的官府政策、土地赋役、富民、农商、基层社会、北方族群、江南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贯通性"的探研和争鸣。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国家、民族与疆域——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疆域史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古代史研究——写给《中国史研究动态》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

正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无论从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是外在的社会环境看,这40年都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回顾的时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辽宋夏金史研究、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为专题,策划推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刊,回顾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呈现中国古代史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的辽宋夏金史研究

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此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研究,由此得以迅速发展。辽宋夏金史领域也是如此。不过,相比于中国古代的各个断代而言,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国人对公元10至13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王表的历史解析

古代埃及的王表是王权作为社会与文化记忆核心内容的历史呈现。古代埃及的王表萌芽于早王朝时期,在古王国第五王朝时期粗具形态,至新王国时期已臻于成熟。新王国时期,军事帝国背景下的统治阶级的历史意识勃兴,王表在数量、规模、工艺等方面远胜从前,并通过传统的神话、仪式建构与祖先的"历史"联系,从而证明王权的合法承继与延续。除宗教与政治目的之外,王表也体现出客观记录的意图。都灵王表在文献载体、原始底本、抄写方式、结构安排、历史信息等方面与祭祀用途的王表明显有别,但是,都灵王表依然是宗教与王权观念的产物。作为展现王权历史信息的古代埃及王表,亦应以历史的方法解析其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