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摘

西方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两种主要观点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以黄宗智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这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量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采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另一种观点以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18世纪(含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中心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自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之后一直在国内外史学界影响广泛,它认为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导致了长江三角洲植棉等经济行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递减。鉴于史学界至今未有人从该书内部详细分析这一理论的实际论证过程,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指出它存在：一,植棉经济发韧于明代等诸多事实判定疏误或不当之处;二,抽样数据的数量严重不足等统计数据问题;三,植棉等经济行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因其单位产出价格的巨幅变动而无法简单比较等逻辑分析方面的问题。据此,本文认为该书没能有效证明过密化理论符合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事实。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历史考察

由于"左"的错误和自然灾害,中国在1959～1961年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遭遇严重挫折,粮食极度短缺。为加快农业生产的恢复,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吃饭第一"的方针,要求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利用财政手段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贯彻这一方针的重要举措。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减少提取农业剩余;二是直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投入。     

中国乡村现代化之路的思考:国家、市场与农民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中写道：中国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①这话不无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状况如何，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中国经济史表明，大凡农业发展，近代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就繁荣，政权就巩固，社会就稳定；     

要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社会学与20世纪40年代的秘密社会调查——以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为例

194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女学生沈宝媛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进行秘密社会的调查,并在次年完成《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报告,作为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此篇社会调查的完成是受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影响。那些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早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自称为"农村工作者",认为要了解中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因此,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并成为当时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他们所开展的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社会调查运动,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并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当时袍哥及其组织的珍贵文本和历史记忆。根据这个调查,可探索社会学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方面的来龙去脉,并讨论这样的调查报告,在今天如何被作为历史资料来使用,以及通过对其的探讨,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那段已经逝去的记忆和那些已经被摧毁的秘密社会组织的历史。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所设想和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是一种旨在全面改造传统农村的模式探索,其内容包括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的现代性改造。当然,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成效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少缺陷,更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它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从而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模式,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研究的。     

“研究清楚才动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

在民国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脉络之中,费孝通是最有识见、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社会经济学家、思想家。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以其宽阔视野,对中国农村经济做了贯通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比其他学者更加全面和独到的见解,为当时乃至未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破解之道,即减少人口、平均地权、实行减租、建立集合经营农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平衡城乡关系、传统与现代金融并行不悖等。在对农村经济的阐释和解决方案中,费孝通属于温和派,既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持批判立场,又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认为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融合的。尽管他对农村经济的研究没有提出高度抽象性的概念,但仍为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生成机制

透过对行政区划调整现象与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国部分政区有“改而不变”的倾向，本文借用“内卷化”的概念对这种现象及其效应进行探讨，指出政区改革在行政层级、运行逻辑、空间关系、职能配置等方面都存在着“内卷化”隐忧。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结构、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行政区经济之间关联的分析，阐释了政区改革内卷化的生成机制，认为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功能可能是政区改革陷入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以常州武进和海南政区改革为例，探讨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并建议构建面向市场经济的行政区划调整框架，为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供空间支撑。     

初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

成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故成都的城市名片纷呈。早在20世纪上叶,成都就有“小巴黎”之称。及至1944年1月,因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强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的显学——“敦煌学”,成都因此而有中国“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即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的舆论,并成为媒体传播的主旨,不乏相当影响。后来,由于政权更替、时过境迁,此“说”湮没于世。本文史海钩沉．通过相关资料论证了成都当时确有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之舆论,并且该舆论深植文化界有较为广泛的影响。由此．笔者认为,成都是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这张城市名片不可替代,价值连城,为中国唯一,似可以体现国家公关意志,成为向世界争夺“文艺复兴”的又一个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话语权。     

民国时期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危机日益严重。各党各派纷纷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主张和方案。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以建立民团为中心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治理模式颇具特色,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和赞许。关于新桂系治理乡村活动,还没有专文深入研究,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只作简单的政治定性结论,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符合实际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及其效应,揭示其实质,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民国时期地方政权治理乡村和乡村社会演变的轨迹,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明特色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代中国"三农"工作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它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它以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目标,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特征;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国家系统、整体谋划,具有科学的顶层设计特色;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重实际差异、强调因地制宜,具有典型的实践创新性特点。     

《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读后--兼论国家、社会与传统乡村管理体制的研究趋向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广大的农村经营着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历代王朝都以对广土众民的占有和控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随着学者研究视角的下移,对历史上三农问题进行研究,近年来蔚成风气,其中就帝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方面,成果较多,进展突出.     

浅析梁漱溟乡村组织思想

乡村合作组织是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的解决当时农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其对乡村合作组织建设的设想和实践过程中,强烈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怀。其乡村组织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为本西洋文化为辅的思想、以农促工的经济思想、对传统乡约的发扬和改造以及合作组织和科学技术的相互推进等方面。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的乡村组织建设中仍具有积极意义。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对于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对其他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国"三农"问题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主要根源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下决心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包括财政体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市农业农村改革开放的回忆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实际上"三农"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就存在,始终是党中央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历来被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笔者有幸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武汉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市农业委员会工作,亲历了那段时间在党的领导下我市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过程,见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乡村师范教育先驱——黄质夫

黄质夫(1896-1963),江苏仪征人,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前身)农科农艺系。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乡村师范教育工作20多年,先后创办了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浙江湘湖乡村师范学校、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积累了一系列兴办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理论。这套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针对中国农村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现状,抓住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兴办乡村师范学校,发展乡村文化教育,培养乡土人才,开发智力,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     

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

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是新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活跃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大力举办了农贷。这一时期,国家农贷在规模上是逐年增加的,在发放对象上倾向照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广大贫困农民,在贷款利率上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贷款用途上绝大部分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总体上看,国家农贷作为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扶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当时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