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反细菌战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局面。美国被迫谋求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为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接受其无理要求,美国不断对中、朝施加军事压力,其中一项就是秘密地在朝鲜北方和中国东北等地区实施细菌战。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我们最终成功粉碎了美国的细菌战。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试论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

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非交战方,在为期两年多的停战谈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认为,苏联虽然没有公开参加朝鲜战争,但在帮助开启谈判大门、参与制定谈判方案、间接影响谈判进程和最终促成谈判结束四个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对于半岛地区和平状态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威慑”与“禁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韩国的核部署

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力求保持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这在美国对韩政策上则体现为裁减韩军规模和驻韩美军的"现代化"。在驻韩美军装备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因顾及西方盟国的反对、李承晚借机"北进"等因素而犹豫不决,而国防部则希望尽快部署以提升美军威慑力,维持南北军事平衡;在此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持久的争论。在美韩就裁减韩军的谈判过程中,李承晚抵制裁军的顽固态度最终推动国务院接受国防部的意见,以在韩部署核武器换取韩国同意裁减韩军。至此,华盛顿最终作出了在韩国部署核武器的重大决策。     

美国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政策的演变(1943-1960)

把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基本特点之一。二战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用国际托管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但在随后的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互动中,美国逐渐放弃了这个方案,转而决定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利用联合国来追求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为达到把朝鲜问题国际化的目的,美国促使联合国拒绝苏联提出的朝鲜问题本土化方案,并强力推动联合国在朝鲜南部组织选举,导致朝鲜半岛的正式分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打着联合国旗号介入冲突,并在战争进程中进一步把联合国与其朝鲜半岛政策捆绑在一起。朝鲜停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其前任的朝鲜半岛国际化政策遗产。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抗战期间安泽的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安泽县作为太岳区中心县之一,减租减息开始较早,从1938年5月开始实施试点,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削弱了安泽农村的封建剥削势力,减轻了当地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农民的抗战热情,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演变（1945—195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对奥地利政策偏离了《莫斯科宣言》的方向 ,将奥地利作为被盟国解放的国家 ,反对追究奥地利的战争责任 ,极力推动奥地利的经济复兴和国内秩序稳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8 4号文件和第 1 6 4 1号文件乃是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重要纲领。美国以奥地利只能向苏联支付实物赔偿和武装中立为条件 ,同意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促进奥地利的亲西方倾向 ,成为美国对奥地利政策的长期目标与重要特点。     

一代猛将杨勇

美国上将在战场上认识了杨勇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已歼灭美国为首的15国部队23万余人,其中美军10万人。迫使美国为首的多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方式,结束朝鲜战争。为了这场战争,中朝人民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于是,交战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但是,谈判并不顺利,边谈边打,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交叉两年之久。1953年初,谈判有了重大进展,正当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然破坏协议,扣留人民军大批被俘人员,并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     

"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中国和朝鲜周密的共谋下发动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但这种说法与最近公开的资料并不相符.本文以中国、苏联的新资料为依据对以往的"三国共谋论"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参加策划朝鲜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动这场战争持不赞成的态度.     

朝鲜战争与英美关系

冷战初期 ,英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建立的“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英国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最主要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但是 ,这种“特殊关系”并不表明英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对美国一味给予支持。围绕朝鲜战争和对华政策 ,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和矛盾 ,从而使英美“特殊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由于实力有限和对美国的依赖 ,英国不得不一再向美国做出妥协、让步 ,以避免双方关系的破裂。对于英国来说 ,维护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朝鲜战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     

朝鲜战争与澳英关系

在澳英传统关系变迁中,朝鲜战争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朝鲜战争的爆发暴露了英联邦防御机制在远东地区的脆弱性,从而导致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决策方面自主意识的增强;朝鲜战争凸显了澳美防务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并使得澳大利亚借机实现了与美国缔结防务同盟关系的愿望。澳美关系首次取代澳英关系成为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而澳英关系自此以后则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大业七年隋炀帝废大兴城佛寺研究

据统计,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废弃了大兴城中22-39所佛寺。炀帝之所以废弃如此之多的佛寺,并非如日本学者中村元等人所说是为远征高丽战斗力的需求,而是与炀帝一贯所持有的宗教政策有关,是皇权与佛教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炀帝虽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佛教的尊崇与优容,但在礼敬问题上却又表现出与其他帝王相比少有的固执与坚持——主张僧尼必须致敬王者,而当其主张得不到僧尼响应的时候,他必然会利用皇权给佛教以无情的打击。     

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

由于档案文献的缺失,历史的链条往往是断裂的,即使在朝鲜战争这一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情况依然如此。本文依据近几年最新解密和披露的档案文献,把过去十几年有关朝鲜战争研究中断开的历史环节连接起来,使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真实能够有一个比较连贯和完整的了解。这包括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战前对实现朝鲜统一的途径的认识,中国军队中第二批朝鲜族部队回国的情况,苏联代表在战争初期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的真正考虑,斯大林与周恩来黑海会谈的结果,以及斯大林出尔反尔、拒绝出动空军配合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背后原因等等。     

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族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中的一大批朝鲜族官兵先后返回朝鲜。这些官兵大都是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日本吞并朝鲜以来,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族。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些朝鲜族具有双重国籍的特性,也构成了战后朝鲜族部队形成、改编和回国的复杂背景。他们返回朝鲜,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但它源于自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向中国移民的历史,源于中朝两国人民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史,更源于战后初期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

从外交演进的轨迹来看,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是谋求在地区乃至国际性事务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并树立英联邦国家的自主外交形象。广义地分析,澳大利亚参加朝鲜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的敌对行动。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是为了消弥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密切与美关系,其最终目的就是为建立澳美同盟创造条件。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Intere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Cold War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
Zhang Shu 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     

‘The Danger is Two-Fold’: Decolonisation and Cold War in Anti-Communist Asia, 1955–7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 in anti-Communist Asia in the 1950s. Drawing on the papers of former South Korean President Syngman Rhee housed at Yonsei University, the article explores both the motivations behind as well as the constraints upon South Korea's efforts to cultivate a military alliance in what it called ‘Free Asia’. Articulating some of the concrete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its potential partners in Asia,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Rhee's hardline views of the Cold War were interwoven with his ambivalence about Japan's reintegra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As a result of this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 the South Korean President was unable to achieve consensus with the rest of anti-Communist Asia. In exploring this chapter of South Korean diplomacy, the article calls on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to integrate non-Communist Asia and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decolonis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legacies of Japan's empire in post-war Asia. It also suggests that scholars ought to reflect more deeply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d War and decolon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