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妙联巧对张之洞

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     

古今“绝对”知多少

对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小型的文艺形式。古今的一些文人学士都喜欢“对对子”。你出上联，我对下联，而且还流传下来许多对对子的佳话，但也留下了少许“绝对”。所谓“绝对”，是指有人出了上联，而无人能对出下联。现把所搜集到的古人“绝对”抄录于后，权当同读者在史林中漫步了一回。时至今日，还流传着北宋时王安石三难苏东坡的轶事。说的是王安石出的三个上联又偏又怪，苏东坡一个下联也没有对出来，虽然后来有高才者替苏东坡对出了前两个下联，但第三个下联至今也无人对出。这个上联是：“九溪蛮洞，经过中洞五溪中。”北宋时，苏东坡在杭州邀一些文人学士同船游西湖时，一歌女手提一锡壶给苏东坡斟酒时不慎把锡壶掉到湖里。有人当即出了一联：“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结果包括苏东坡在内的一船人谁也没对出下联，至今仍不见下联，成为“绝对”。明朝嘉靖年间，一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以“柳映池中，鱼钻鸟巢鸟戏水”征联择婿时，虽然去应对的不乏才高八斗的秀才，但却谁也没有对出下联。征联择婿者一气之下落发为尼，此联也成为“绝对”。据说在很久以前，一群秀才到广西桂林赶考路过漓江岸边的斗鸡山时，其中一位平素爱写对联者在一块巨石上写了一上联求对“斗鸡山上山鸡斗”后...     

辜鸿铭与张之洞

二十年宾主情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1885年回国,应邀入张之洞幕府,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深得器重,两人相随共事20余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张之洞对辜鸿铭非常器重,将自己与辜鸿铭、赵凤昌、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等五名幕僚共称为“六君子”。     

评说历史疑案：“孝庄下嫁”与“顺治出家”

近日荧屏上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其中有两个情节——“太后下嫁”与“顺治出家”颇引人注目。关于“太后下嫁”,剧中曾通过顺治之口向孝庄太后说：“儿臣六岁登基,天下烽烟四起,宫中杀机危伏,母后为保住咱俩的身家性命,不得不下嫁权臣多尔衮。”孝庄还亲口对年幼的康熙说：“当年我为了保住顺治的皇位,不得不以太后之尊下嫁多尔衮”;关于“顺治出家”,该剧更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顺治在其爱妃董鄂氏病逝前后,独锁深宫,参禅论道,一意要遁人空门。甚至在高僧玉林要焚死为之化度的僧人行森时,仍执意落发具戒,着僧衣芒鞋,义无反顾,皈衣佛门。面对此情此景,孝庄不得不下旨以“龙驭归天”的谎言来掩盖顺治实已出家的真     

试析察哈尔汗妻妾风光再嫁的原因

依史料统计,后金天聪年间共有六位被称作“太后”或“福晋”的漠南蒙古察哈尔汗之妻妾,即郭（高）尔土门福晋、窦土门福晋、囊囊太后、苏泰太后、俄尔哲依太后及伯奇太后先后率部众归降了天聪汗皇太极,①今欲综合清人留下的零星记载,对这六位察哈尔汗之妻归降后金能风光再嫁的史实寻其渊薮,作为皇太极乃至爱新觉罗皇族的家事更是国事问题,试探求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满蒙关系的故实以就正于同行方家。一　察哈尔汗六位妻妾的风光再嫁言及察哈尔汗妻妾归降后金而风光再嫁,则有必要介绍一下察哈尔汗其人。察哈尔汗（１５９２１６３４）…     

光绪帝的囹圄——玉澜堂

甲午之战大败,清廷震动很大,年轻的光绪皇帝深感不变法社稷实在难保,但大权操于慈禧手中。无奈,他与庆亲王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太后听到后,虽然愤怒,但内心也明白,列强环逼,确实危及祖宗大业。她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情势,即不阻止。”     

郭沫若幽默三则

偷桃联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他自幼聪颖过人。8岁那年,一次与几位同学去寺庙里偷桃子吃。事后,和尚找到先生,先生逐个追问学生,可谁也不承认。于是先生出了一条挖苦学生的上联:“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并声明说:“谁要对出了下联可以免罚。”郭沫若听罢脱口答道:“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古代文人常把“攀桂步蟾宫”比喻考中状元,形容大有作为。郭沫若对答的下联一语双关:昨天偷桃子的有我,将来出类拔萃的也有我。粪税联郭沫若14岁那年在乐山城里读书。一次,农民挑大粪出城时,守城门的役吏却以维护卫生为名,硬要农民每人交两块钱的“…     

乜谈韩森冢的冢主

西安城东门外五里许有一座庞大雄浑的古冢,俗称“韩森冢”。它是谁之冢?历来说法不一：吕不韦冢、韩生冢、韩信冢、秦庄襄王陵、秦庄襄王母夏太后陵、秦孝文王陵、汉史皇孙冢,至今无有定论。这不能完全归之于“史料记载不明”与“考古物证不足”。只要我们将史料、考古物证、民俗传说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认真研究,真正的冢主是可以确定的。     

前蜀王建周皇后墓略考

“后陵永庆院在成都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琢石为人马甚伟。”此为南宋诗人陆游寓居成都期间,所作的《剑南诗稿》卷八《后陵》诗序。诗序中所谓“在成都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即指1942年发掘于成都西北处的永陵（俗称王建墓）。而诗序中提到的“太后墓”究竟是谁的墓,它又在何处呢？     

张之洞为何天价购日本鱼雷艇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一度是清流派健将。1903年,他回到湖广,重新担任总督。在风风火火筹办新军的同时,张之洞开始了一系列订造军舰的活动,意图发展出属于自己权力之下的“湖北舰队”。由于张之洞在湖广任职多年,主管财政、人事的大员多数是他的幕僚,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购舰活动中,张之洞打起了借机贪污的算盘。精明的张之洞并不知道,这次贪财,却成了夺取他性命的催命符。因为对于张之洞这种另起炉灶的建军做法,清政府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在筹备着统一海军事权事宜。     

为张之洞辩一诬

１８９８年１１月起,流寓日本的梁启超开始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撰文检讨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痛诋发动政变、再度垂帘的西太后。在论及政变发生的“总原因”时,他指出两点,一是“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一是“顽固大臣痛恨改革”,并将顽固大臣分为两类,满族王公大臣如载沣、刚毅和汉族大员如张之洞。在说到张之洞时,他列举了两条顽固事例,其一为“去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湖广总督张之洞不许,曰：‘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诘张曰：‘我虽不行小…     

郭沫若的对联趣事

读私塾的郭沫若曾与几个同学跑到学校后的寺庙里，偷吃老和尚种的桃子。事发后，和尚找到老师，要求追查并惩罚这些淘气的孩子。上课了，老师板着面孔，手拿戒尺，对偷桃行为严厉地训斥了一番。当孩子们都耷拉着头，不敢吱声时，这位私塾先生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这是一幅上联”，老师指着黑板对孩子们说，“谁能对出下联，免罚”。郭沫若听罢，由紧张变得高兴起来，思忖片刻，在老师的上联下面写出：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老师一看，惊喜不已!他叫郭沫若下去坐好，戒尺不停地在自己的手掌上打着，…     

记《广东农民报》两次征联

《广东农民报》1980年曾刊出为广州市芳村五眼桥联上比“桥眼五通连水秀”求偶的征联启事。事情缘起于芳村花农谢璋《对联求偶》一文,他在介绍了(明代万历年间)建桥人悬赏征联的故事后,说“直至今天,仍没有人能把下联对出来。为此,特将这段地方掌故写出来,为这上联求偶。”此举引起了广大楹联爱好者的兴     

登封三个“太后”庙

太后庙不少地方皆有,仅登封境内就有三个。一个在大金店镇太后庙村,仅存庙址;一个在告成镇东,已无迹痕;一个坐落在颍阳镇河东岸,俗称疙瘩庙。都是为纪念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姬太后所建。其中,颍阳太后庙现存晚清大殿两座,厢房、耳房十余间,石碑十余座,正殿内祀薄姬太后像一尊,殿对面建有戏楼一座,高大宽敞,独具一格。据《汉书》记载：刘邦称帝坐都长安后,他最宠爱的有三个后妃,即吕后、戚妃、薄姬。吕后生子刘盈,戚妃生子如意,薄妃生子刘恒,同为刘邦所爱。吕雉为正宫,先立其子刘盈为太子,后来刘邦特别…     

论张之洞兴办洋务事业中的“抵洋”思想及其实践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期首领。早在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时,他就开始设立“洋务局”,致力洋务事业。1884年赴两广总督任后,他根据“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形势,明确提出了“洋务最为当务之急”的主张,开始筹建织布局、铁厂,着手兴办枪炮厂,粤洋水师,水陆师学堂等,倾心洋务,图强御侮。1889年7月,张之洞移督湖广,官鄂近二十年。他以武汉为根据地,励精图治,不图苟安,先后创办了许多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性企业,异军突起,把湖北武汉变成了洋务活动的另一个中心地区,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纵观张之洞兴办的洋务企业,其中虽有买办性和依赖性的一面,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大量的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保权保利的积极因素,这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拟就张之洞洋务活动中的“抵洋”思想作一番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

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过程中,张之洞和盛宣怀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张之洞主张先办铁路后办银行,不愿意保举盛宣怀创办并督理银行,迟迟才同意对御史管廷献的奏折列名复奏,并对中国通商银行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其思想动机,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是为了防止盛宣怀由控制中国通商银行进而控制芦汉铁路。张之洞和盛宣怀之间的派系矛盾、张之洞重“官”轻“商”的“官本位”思想及其现代银行意识的淡薄等因素也都影响到他对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态度。     

张之洞：忠臣、学者、改革家

清末重臣张之洞去世至今,已经过去一百余年。对他的评价,仍然是众说纷纭,戴在他身上的头衔形形色色。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从张之洞这个人的主流而言（不是全面的）,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认为主要可概括为：清王朝的忠臣,经世致用的学者,温和的改革家。     

“洋务新政”推进武汉早期现代化

张之洞以湖北武汉为经邦济世、推行“洋务新政”的舞台。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归纳起来,张之洞在武汉地区的现代化（也有学者称近代化）建设业绩主要有如下诸端：     

张之洞的《半山亭记》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原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其父张锳,字春潭,举人出身。道光十三年(1833)任贵筑县知县,寓所在贵阳六洞桥(今六洞街),道光十七年(1837)张之洞出生于此。据说因此取名“之洞”(他们弟兄系“之”字辈,有张之清、之渊、之(氵舞)等)。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擢升兴义府知府(府治在今安龙县)。张之洞7岁时随其父到安龙任所读书,到14岁始回河北原籍准备应试。后历中秀才、举人、探花,成为晚清重臣和后期洋务派首领。     

张锳在贵州宦迹叙略

张锳,晚清名臣张之洞之父,自道光六年(1826)大挑进入贵州为官,任安化县知县,后署清平、镇远知县,擢威宁知州,升古州同知,署黎平、安顺、遵义知府,授兴义府知府,于咸丰六年(1856)逝于贵东兵备道任上,前后三十年,其足迹几遍贵州全省,可以说张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贵州。张锳为官较为清廉,是封建士大夫的代表,特别是他一生兴学办教,重视文化发展,对近代贵州文化教育发展影响较大,对青少年张之洞成长影响巨大。通过对《贵州通志》《安顺府志》《遵义府志》《清实录》《张文襄公年谱》等相关史料的疏理,厘清了张锳在贵州的为官经历,并从中了解到张锳对张之洞的影响以及少年张之洞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