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研究史学的一些基本功——读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等的一些体会

研治史学不仅要熟知目录学,而且要熟知掌故。掌故与目录学之融通,有助于深入认识史料自身的理路与客观性。研治史学不仅要"识大"(博),而且要"识小"(精)。"识大"与"识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二者既有趋大与趋小方向相反的离心力,亦有内在互为存在前提的不可分离的向心力。对史料的把握要做到"竭泽而渔",更需"识大"与"识小"兼而有之。读柴德赓先生书,寻绎陈援庵先生和柴德赓先生治学之门径,对于史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对外流播及其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1959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仑出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探讨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该书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角度,着眼山东乡村并专注农民阶级,从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彰显了近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的独特性,在利用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该书还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该书外译英文后,为西方学者推重,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该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意义。     

通则透 透则明 明则智 智则用——刘家和先生治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探微

刘家和先生是现今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以通古今、贯中西和跨学科著名。本文试图探析先生为什么要走学问之路;为什么选择历史学,在史学领域又为什么选择中国史、世界史和古代史,为什么选择史学理论,为什么选择回应世界性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为什么选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选择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古今互鉴的研究方法,选择比较研究方法;先生作为学者的胸襟以及对学问价值与本质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彰显了先生"学术报国"的治学思想,以及关爱民族、人类和自然的人文精神,对今天的学人具有启迪意义。     

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历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所撰述《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史学界影响甚大。本文对李大钊之历史理论著述的稿本作了新的考证、复原,对其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中国语境作了新的诠释。发现现刊的各种李大钊文集、全集均遗漏了《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一文;《史学思想史》因按单篇收入亦显零乱,不便于对李大钊历史理论著述的完整理解。李大钊对历史理论的探研与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治学方法明显不同,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当时较为薄弱的历史理论的层次。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

<正>传统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也是一个史学强国。梁启超说:"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①"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②黑格尔也认为:"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③中国"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着实让欧洲人惊叹不已。~④传统中国史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只就中国传统历史学与治国安邦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主体、媒介、内容：民国时期《史学要论》传播的三重维度

民国时期,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纳入“百科小丛书”系列出版。该书出版后被众多学者介绍、引用,保证了该书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同时,《史学要论》也通过印刷书籍、杂志、报纸和图书馆等近代中国最先进的知识传播媒介加以传播,体现出《史学要论》传播媒介的先进性、多样性。也因其内容与近代中国史学界构建新史学的诉求相契合,《史学要论》的观点、理论、思想逐渐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可,并以被介绍和引用的方式得到进一步传播。     

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是区域社会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小历史与大历史》等著作所探索的区域社会史,由于不仅包含了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区分的三种"重写历史的方式"——新材料、对材料的新的解读模式、新的阐释视角,而且强调"走向历史现场",倡导"整体史"和"结构过程史"的史学理念,因此对于质疑、重新思考甚至颠覆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历史叙述框架以及历史阐释模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称做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场"区域社会史的革命"。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一2013年8月,瞿林东教授主编的5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承担的"211工程"建设项目"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研究成果,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者及校外专家的通力合作下,历经十年编撰而成。2013年12月1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河北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书发布暨学术     

治学术、为古今之通——读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由钱穆先生的22次讲义加以整理而成,该书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以及读书之法、治学之道。将他独有见地、博大精深的史学理论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世的历史学及其它学科的学习者、研究者指引了方向,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影视史学刍议

影视史学是指历史学家"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的一门学问,而不是指有关历史影视的研究.影视史学概念的问世不仅表明影视等视听媒体可以用来表现历史,而且也表明影视史学和传统的书写史学可以比肩发展.但是作为历史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影视史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不能对书写史学构成挑战.     

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

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所以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通,既要贯通古今中外,还须沟通各门各类。可是本为整体学问的史学,由于史料繁多和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影响,近代以来却被不断肢解,专家之学流行,读书但求为人,加上不当的学术交流与评价标准,削足适履而非量体裁衣,导致学界乱象渐深。只有回到本原,把握学问系统及各部分的渊源流变,执简御繁,放眼读书,温故而知新,破除分科的成见和局限,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以免盲人摸象。     

论王符的史学思想

王符将历史学看做经验性和思想性的学问,其对象是"前言往行",其任务是"蓄其德"和"明真";史学的功用在于增智修德、学习往圣先贤和掌握历史与未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精神的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认识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客体,典籍是其中介;历史认识方法就是观察;其检验的标准一是理论的即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二是实际的即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史学研究法主要是历史辩证研究方法、历史批评研究方法和历史个案研究法。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是政治的、民间的。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与专业史学相得益彰的公众史学

正一、专业史学之外存在繁荣的公众历史活动。之所以要研究公众史学,是因为当下中国存在一个公众历史活动领域。所谓公众历史,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所谓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叙述性的历史作品。公众历史的形式,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大历史的通俗普及作品,简言之,主要是普及通俗史与公众史写作两大块。     

史学,一门吃灰尘的学问

<正>何谓史学?从学理上讲,自古迄今,由于各人认知的不同或视角的差异,答案众说纷纭,见解歧出,莫衷一是。按我的朴素理解,所谓的史学,不过是一门吃灰尘的学问而已。学问之事,或广或狭,或深或浅,其中的甘苦自然是冷暖自知,非他人所能知,亦非足为他人道。学科分类不同,治学抑或稍异:研治文学,温柔敦厚,虽说以"思无邪""文以载道"为终极归趋,但有时不免会激发出一些浪漫的情怀;探究哲学,玄思冥想,虽说以"修齐治平""内圣外     

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

概念使用混乱、与学院派史学关系不明、缺少学科体系建构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发展。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概念中,只有"公共史学"能同时满足范畴明晰准确、立义高远通达、言辞易懂雅顺的条件,当是描述普及应用型史学最恰当的概念。"公共史学"在学科架构上包括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立足于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和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构成了历史学的两翼,要想历史学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集合各种有益力量,促使"两翼齐飞"。     

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

在现代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史学和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的“致用”史学,进入４０年代后,这两派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本文主要探讨了４０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的新的研究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