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昭信股票发行过程论略

晚清昭信股票虽然经过政府高层的细致设计,但在实际发行过程中发生了巨大变异：在官场演变为报效,在民间则以摊派为主。虽然报效股票的官员可以得到行政奖励,但民间认购者则基本上“本利全无”,得到的只有对昭信股票“失信”的怨忿和对政府信用的极度怀疑。昭信股票的结局,再次说明“有治法无治人”是晚清改革难以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还外债发行的昭信股票

<正>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家公债是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实为债券)。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分八次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清末官方的衡量标准银)。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清朝统治者目瞪口呆。年收入不足8000万两的大清财政已极度困难。为了支付条约中规定的第四期赔款,挽救濒临绝境的财政,大小官员们苦思冥想着。有个名叫黄思永的官员上书光绪帝,建议学习外国的公债制度,在国内发行"自强股票"(公债),筹     

为还外债发行的昭信股票

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家公债是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实为债券）。 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分八次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清末官方的衡量标准银）。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清朝统治者目瞪口呆。年收入不足8000万两的大清财政已极度困难。为了支付条约中规定的第四期赔款,     

民国时期福建金融资本财政化现象探析——以1927-1937年为例

金融资本的财政化,实质上是指金融资本与政府财政的密切结合。近代以来,金融资本与财政的结合很早便已在福建出现,如早期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清廷被推翻,票号一直为福建地方政府垫付着部分拨解中央的财政款项,省内政府许多用款更是依赖票号以为周转。     

1932～1935年的上海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内债

自1932～1935年间,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频频举债、日趋恶化的经济金融环境以及自身经营中的种种困难,上海银行业通过各种方式承借了巨额的政府债款,对政府债券的投资购买持续增加。这在降低资金营运成本、获取相应收益及满足各方面需要的同时,也加深了银行业与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但是鉴于政府债信的不稳固和债市的变幻不定,在承借投资政府内债问题上,上海各银行机构逐步加强了同业合作,并根据市场走势采取一些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本试就学界研究较少的有关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运作及投向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一分析。认为：巨额内债的发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统一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奠基和筹资的双重功效,这对于1936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并顺利地转入抗战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效用是有限的。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因内债发行不当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所造成的资本“挤出效应”;财政与金融的“相依为命”引发通胀的可能等,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

清末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划分评析张神根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影响财政分配在整个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划分影响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在整个财政分配中的份额...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军费筹支

近代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交战各方国力及动员能力的较量。在甲午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财界就巨额军费的筹措,有捐款说、内债说和外债说等主张。最终松方正义主张的内债说上升为国家意志。日本政府脱离和平时期的财政运作模式,在战争期间超常规地动员财政金融机器为战争筹资。明治政府在煽动国民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合理利用短期借贷、增加纸币供应、发行国债等近代金融手段,促使财界及民众在经济上支持战争,其中日本银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国大陆作战停止前,日军的绝大部分费用是通过日本银行短期周转,再以发行长期国债偿补的方式筹集。马关议和结束后,清朝的巨额赔款成为弥补日本在战争期间透支军费的财源。     

晚清的“昭信股票”

晚清的所谓“昭信股票”,实际上是清政府于1898年发行的第二次公债。由于一般论著大多未曾提及,因此人们知之不详。本文拟对其有关情况作一简略介绍和评述。     

一笔越还越多的外债

晚清地方外债泛滥,安徽却没有直接向外国银行或洋行借过外债,然而却有一次先发行内债继而转化为外债的经历,而且因为无力偿还,演变为一桩历时20余年的公案。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可作为一个探究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近代地方外债的富有典型性的个案。     

《日本财政政策研究》评介

“财政”一般指国家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分配关系。由于财政分配的主体、手段和目的等都是以国家为转移,服从于国家的意志,因此,在财政分配关系中,就不能不体现和反映出国家的政治动向和目的,即透过“财政”这种经济关系可以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新体制下乐都县财源建设的思考

实行分税制,这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它对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分税制又给地方财政带来新问题和新矛盾,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要在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管理的同时,深入调查,吃透县情,结合本地实际,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增长点,进一步深化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解决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及财政收入情况分析     

论孙中山的货币银行思想

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首先是晚清朝廷的币制已坏．同时又受到外国银行和币制的冲击：其次是外国货币的介入、银行的兴建与外商的贸易，货币银行需适应世界性的体制；第三是民国政府所欠的大量外债和内债：第四是地方势力乘机滥发的债券、契票和纸币以倾轧以争夺．正在严重地影响着民国政府财政和币制的信用：最后则是新生的政权需要在“民生”方面的巨量投资建设。     

民国时期广西县财政改革及收支——以三江县为个案的探讨

财政是一种国家或政府的经济行为,县级财政是中国财政层级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县级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工具,其收支活动随着财政体制和县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三江县的个案表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地方财政收支趋向规范化的同时,又有重大的缺陷。广西县财政无法从根本上维持和支撑"善治"的县政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

1936年内债整理案对江浙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疑是继1932年内债整理后的又一次掠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债信又是一次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统一公债发行前夕公债风潮的出现。不仅使国民政府的债信大打折扣,而且将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恶劣昭示于众。但考诸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整理债务可以说是国民政府于无可如何之中找到的一条减轻财政压力的较好途径。内债整理案的实施暂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使债务结构趋向合理化;它还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战,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步骤之一;整理案也彻底打破了私营银行业对政府财政的幻想,开始走上疏远政府财政,加强同工商业结合,从而较好发挥银行经济职能的道路。另外,此次整理案是在政府实现了金融垄断,江浙资产阶级已开始沦为政府附庸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也是此次整理案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的最大不同之处。     

唐代前期“统收统支”财政体制与国家治理

<正>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是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上,唐代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前期实行的"统收统支"体制,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法制规范相当齐备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后期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地方财政收支挂钩,成为真正意义的一级财政主体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唐代前后期实行的不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也不同。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

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大致以王安石变法为分界点,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宋朝政府在乡村中增加了大量协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乡役人,即乡役人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倘若以唐宋对比,这一增长更加明显。这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的一大变化。它反映出在国家财政困窘和基层社会混乱的巨大压力下,两宋出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由此,也可以显现出唐宋之际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变革。     

“城乡居保”中政府财政责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老农保"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明确政府的财政责任,因此在"城乡居保"中明确指出了我国政府的财政责任,但由于我国"城乡居保"发展的时间短,政府财政责任的发挥面临着中央政府基础养老金划分不统一,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划分不明晰及各级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划分不合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