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

经由辛亥革命,中国实现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迭。一般认为,"革命"更多的是妥协,故两个政权之间的承续性显而易见,人事系统尤为显著。事实上,并不尽然。在司法等强调专业性的领域,在承续的面相之下,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民国初年司法改组主要在许世英任上推行,司法官任用资格为"法政三年毕业且有经验者",导致大批旧式司法官离职,大量法政新人成为司法官,人事变动甚巨。司法本为讲求实践经验之职业,由初出校门的法政青年掌理司法事务,问题丛生。为解决这一问题,许氏继任者梁启超、章宗祥等推行司法官甄别,意在拔用"合格而能胜任之人才",并取得一定成效。无疑,许世英改组举措有利于推进司法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也符合鼎革后不"除旧"似难"布新"的时代语境。问题是,在新旧过渡年代,不宜操之过急。时代变迁对"旧人"自有其淘汰机制与转化办法,及至民国十年左右,司法"旧人"几无踪影,可见司法人事新陈代谢之速。考察辛亥鼎革后的人事问题,除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外,尚需留意"专业"与"层级"因素。     

亲历清末官制改革:一位刑官的观察与因应

《唐烜日记》(丙午、丁未年)记述了晚清京官唐烜对丙午官制改革前后时局的观察与感受。身为刑官,唐烜亲身经历了大理院与法部的筹设过程及部院之争,在此过程中,唐氏也完成了从刑官到推事的转变。面对伴随官制改革而来的司法变革,唐烜除有意识了解些许新式法政知识外,主动因应这场变革的意识与举动并不多。官制改革后,身为推事的唐烜,总体上仍属刑官之范畴,其知识主体依旧是传统律学,司法推理、审案方式也变化无多,可谓身已新而心依旧。这或多或少体现了现代中国首批"新式"司法官的共性。     

清末“立宪”幻灭的四大原因

<正>清末"立宪",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廷下诏宣布"变法"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廷覆亡前夕这段历史时期里,清政府在迭经内讧、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晚清中国教习在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薪酬

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绅士收入、晚清外国教习待遇和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多有探讨,但对于晚清中国教习在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内的薪酬状况尚无深入研究。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在内忧外患中以洋务运动为契机而产生,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至宣统年间,京师与各省专门以上学堂共有教习千余名。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教习,处于传统绅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嬗变之中,其薪酬受国际化进程和中国传统的双重影响。从中国教习薪酬的高低和变化可以透视新旧文化资本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价值的变迁。中国人获得比中国…     

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 ——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伦理教育和伦理学,发生在清末十余年,它与新式学堂的开办、教育体制的相关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清末的新式学堂里,伦理教育的由来、课程设置、原则和主要内容,以及新式伦理教科书的翻译、编撰、特征等问题,一直缺乏专门系统的考察,本文不仅对这些问题作出探索,还以此为基础,对当时伦理教育的转型之发轫予以透视,以揭示伦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兴起时的诸多背景与特点.     

北洋军阀的另一面

<正>"六不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显赫一时。他出身行伍世家,受过新式军事教育,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但思想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     

武汉: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二)——武汉早期工人的产业贡献

正武汉与上海、天津、广州等同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清末民初,武汉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成为仅次于上海,与天津、广州、青岛、南京、苏州、无锡等并驾齐驱的近代工业城市。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期撰著的《建国方略》中,论述了武汉工业成就:"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展望武汉未来,认为"必须定一规模,     

蔡元培早年反清革命活动探析(1902-1905)

蔡元培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后,他感于清廷昏聩,由京畿中枢远走江浙地方,积极投身新式教育,培养进步知识分子。拒俄运动中,他因受上海的激烈氛围影响,转而领导反清革命。他以中国教育会为枢纽,网罗各种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活动,一时间成为清末革命浪潮里的中心人物。同时,作为传统科考制度中的成功典范,他的革命行止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士人"烙印。短短几年间,蔡元培从晚清翰林转变为革命领袖,又由革命者回归职业教育家,这大起大落的身份转型,既归因于蔡元培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清末数年间所经历的深刻变化。     

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

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的繁荣发展,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增加的推动、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追溯与考察晚清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特征,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

中国近代新式学会的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的确立及学术发展。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故学科、学会与近代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慈禧：从“橡皮图章”到实权太后

正从1840年到1949年,在这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慈禧太后从1861到1908年,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人物。这位以"保守"面孔居多、曾经利用义和团、向全世界宣战的老太太,到1901年,又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各国之同心",下令"改弦更张",实行新政。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评价她呢?一、"同道堂"印:慈禧太后掌权的开端慈禧为何能够掌权?不像今天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从整体上把握清末人口调查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人口统计知识、理论的传入,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人口统计在中国的兴起。湖南保卫总局的创立可视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的发端,近代人口调查的初兴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地方到全国的过程。除了民政部(巡警部)主持下的北京户籍调查、全国户口实数调查和宣统年间户口普查外,当时还发生了其他的全国性人口调查、大量的地方性个例调查和一些特别调查。清末近代人口调查既含有传统因素,同时还受到外国殖民者的一些制约。文中还讨论了清末人口调查结果的构成,重点探讨了宣统年间户口普查结果可能少估、多估的情形和不能确定多估少估的情形。     

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

清末"预备立宪,百度更新",清廷认为只有"竭力劝勉官吏,使之讲求法治之原理,以为推行之准则",新政方有制度之根。对于"未服官之人",各省法政学堂已开设正科、别科等进行西式法政知识的教育。而如何向庞大的在职官员推广西式法政知识,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湖南法政官校设立自修科,让候补官员领取法政学堂校外讲义,自行研读并加以考核。宪政编查馆对这一学习模式加以变通,将适用对象推广于在职官员,并咨令各省法政学堂一体遵行。法政学堂自修科的设立,有助于清末政府官员完善知识结构,也有利于这一群体适应新颁法律的需要。     

略说南厂

南厂,这个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不仅有金戈铁马的英武之气,它的大坝及其周边,还弥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从纪念塔往陈家坡方向上去不远,就是贵阳有名的南厂。南厂是群山环抱的一个大坝子,与猴场坝毗邻。这里自清末开始都是驻军的地方,从来没有厂矿。"南厂"之得名,有人说是因为这里坝子很大,能供很多人活动,按"厂"字的涵义,即"无壁之屋","多人聚集之所",因而叫"南厂"。这种说法有理,但不太合情。因为在过去,一个地名的产生,大都是老百姓的口头创造,他们不会去先查《辞海》,然后按字义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国民政府时期康区现代教育研究综述

康区新式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初步形成于北洋军阀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特别是西康建省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康区现代教育的研究对于今天民族地区的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该领域的研究资料较多,但目前研究还未能很好的展开。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乡土意识与国家情怀:清末乡土史志书写的特点及其问题

甲午惨败后,"世界—国家—乡土"的现代空间观念取代"家—国—天下"的传统空间观念,成为中国新兴知识阶层重构认知世界的基础。在挽救危亡的压力下,中国新兴知识阶层不仅产生了现代乡土意识,且在此意识引导下开始书写现代乡土史志。为了更好地通过认知乡土、热爱乡土而认知中国、热爱中国,并将改良中国的想法落实到改良乡土的实践中,清末现代乡土史志尽管书写者情况各异,书写形式不同,但仍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借激发"爱乡土之心"而增强"爱国之心"、努力探寻乡土的特质以为改良乡土贡献力量。经过数年实践,以现代乡土意识为指导的乡土史志书写是否真的可以增加国家认同,内容如何避免单调重复,区域内族群矛盾如何处理等问题显现,并制约了这一史学形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