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军事力量的形成及发展壮大

努尔哈赤兴兵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也是八旗军事力量逐步发展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初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发展壮大时期．第三个时期为辉煌时期,第四个时期为暂时停滞时期。经过四个发展时期．八旗军事力量成长为能与明朝抗衡的正规军队。     

志书记载重点演变述论

文章在继承此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志书记载重点演变问题进行具体探究,认为志书记载重点演变已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重地理、轻人文时期,其涵盖时间为宋元.第二个时期是从重地理到重人文的过渡时期,其涵盖时间为明代.第三个时期是重人文、轻地理时期,其涵盖时间为清代.第四个时期是既重全面又凸显政治、经济、文化时期,...     

再谈国史分期问题

在史学领域,分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分歧、争论较多的问题.2015年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及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国史可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1956年为中国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1956-1978年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把计划经济体制加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时期;1978-199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92-201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时期;2013年以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时期.     

试论唐朝东北边疆经略政策的演变及影响

将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政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贞观十七年之前,该时期的政策主要为加强与东北各民族的联系限制高句丽的发展。第二时期为贞观十七年至唐罗战争结束,这一时期的政策为联合东北各民族征服高句丽,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第三时期为唐罗战争结束至安史之乱,这一时期唐朝的东北边疆经略政策逐渐转向消极,主要表现为息事宁人、维护边疆安定。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分期问题试论

历史研究需要进行科学分期,由于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因而分期的标准也不尽相同。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可分为7个时期。1900-1917年为两强凌-弱时期;1917-1931年为三国关系初次变化时期;1931-1945年为战争笼罩三国时期;1945-1949年为三国关系特殊时期;1949-1960年为三国关系再次变化时期;1960-1972年为敌友关系相互转变时期;1972-1991年为三国关系终趋正常时期。     

重庆云阳县明月坝遗址商周遗存发掘简报

明月坝遗址位于长江北侧支流澎溪河南岸的明月坝台地上。经2000年发掘所获商周时期遗存分析,其上限为商代末期,下限为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晚,其材料为三峡地区商周时期遗存的综合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论地理因素在粤东三个历史时期的关键作用

古代粤东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个是自秦汉之际揭阳的开县至隋唐之际,以古揭阳为主导的内陆文化时期：一个是自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设置潮州至清末之际以潮州府为主导的内河文化时期：一个是近代自汕头开埠至改革开放后三市分立．以汕头市为主导的海洋文化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     

浅谈贵州原始农业起源与发展

本以贵州省考古发掘出土资料为线索,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至秦汉时期等三个时期不同遗址出土的大量实物为依据,论述了贵州史前至秦汉时期农业起源与发展历程。     

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制度的发展

宰相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宰相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宰相制由两汉的三公制发展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制。本文说明了宰相制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并着重讨论了这个时期各个阶段谁为宰相的问题。     

江苏宜兴西溪遗址发掘纪要

骆驼墩遗址位于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其早期文化遗存以平底陶釜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太湖西部地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发掘中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崧泽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灰坑等,以及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灰坑,共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约400件,以及各类动物骨骼标本约2000件。发掘者建议将以骆驼墩早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以平底釜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骆驼墩文化。     

Khumdan为唐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

本文以西安新发现北周史君墓中有明确纪年的粟特文与汉文双语对应题刻,证明Khumdan确为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是继敦煌粟特文古信札和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后的又一确切证据,针对长期以来关于Khumdan所引发的众说纷纭、歧义杂乱的谜团,作了回答,并对有关文章的推测失考和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商榷。     

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结合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通过空间分析,作者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亦即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门关地处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积冲积扇缘的古绿洲,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制约关城选址的基础条件,而政治、军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则是决定玉门关时空变迁的关键。     

汉匈白登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

西汉初年,汉匈(奴)白登之战,规模巨大,历史影响深远。然而,“白登”其名及其地望所在,古今学界向说不一。笔者近年三度深入实地野外考察,发现汉匈之战主战场白登山,为当今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阳高县三县市交界处高拔而范围广袤之采凉山。古来以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为代表所说而为晚近学界所宗之汉匈古战场白登台,即当今大比例尺地图上亦即当地习称之南坡顶及其略西南的白登山———今马铺山,都不过是采凉山———汉白登山伸向西南的小小余脉而已。     

古苏国地望及其疆域问题

研究古苏国地理及其疆域,应区别古温国与古苏国。古有苏与古温国没有关系,不能把古温邑说成古苏国始封地苏城。古温国在温邑。但苏、温二国关系密切,渊源流长,西周苏忿生封于温,则将苏国与温国合并为一苏国,其分封地望,应在今河南温县上苑村、古城村一带,为古温邑。     

唐代崖州治所考

关于唐代崖州治所,《通典》等全国性史志皆明确记载在舍城县,正德《琼台志》等海南旧志则认为在颜城县。孰是孰非?因从来无人进行考证和评断,以至两说长期并存。现经深入考证,所得结论是“舍城说”所言为是,“颜城说”完全错误。至于唐崖州治故址,在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东南三十里龙塘镇的珠崖岭上。     

《舆地广记》的地名学价值

作为宋代的一部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具有丰富的地名学内容。其地名学价值主要体现于它在继承汉唐以来的地名学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开创了“古今参考”的编撰体例来研究地名沿革变迁。它还用诠释法和历史考证法,对地名的命名原则、地名渊源解释、地名考证等作了有益的探索。     

略论昆明古城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及其底蕴

区,降及元初,虽“昆明”的族称在史籍中已逐渐被所谓“乌蛮”、“罗罗”取代,但很有可能在民间照常沿用而被官方采纳用作地名。其二是与唐初“昆州”、南诏“昆川”有明显的传承演进关系。对此,《元史·地理志》说:“昆明,中,倚郭。唐置(昆州) ,元宪宗四年,分其地立(昆明)千户二。至元十二年改鄯州,领(昆明)县。二十一年,州革,县名故。”从中不难发现,“昆州”与“昆明县”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夹在其间的过渡性地名“鄯州”,则显然是从先前的“鄯阐府”转化而来。然而尽管这些解释已足够充分,且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用作…     

河南巩义市夹津口隋墓清理简报

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成就。巩义市夹津口墓葬所出隋代白瓷烧造技术已经成熟,胎质大多洁白细腻,釉色白,积釉处泛青,并且装饰以红彩,为以后釉下彩成功烧制奠定了基础。     

幻景中的沉城记忆: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沉城之灾是水环境变迁引发的极端事件,湖市蜃楼以祥瑞的幻景方式重复着沉城的灾难记忆。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引发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入水底,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沉城再现的湖市蜃楼固然不可信,但幻景中包含了百姓的灾难记忆,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     

萧梁钱币铸造工艺模拟实验

中国古代的铸钱工艺从先秦至六朝皆系范铸工艺,隋唐以后采用砂型铸钱并一直沿用至清代末年。在这两种工艺之中应当有一个技术过渡期,从目前田野考古发现的铸钱遗址看,这个过渡期应在六朝。对于批量铸钱而言,范铸法铸钱技术最高形式即为叠式浇铸,而叠铸技术水平最高者,莫过于萧梁时期的双面纹叠铸范,它不仅以省工省料见长,并且一套范一次浇铸的钱数可达到500枚左右,这是汉代叠铸钱工艺无法实现的。本工作通过模拟实验验证了萧梁时期的无榫卯双面纹叠铸钱工艺的可操作性,力图阐明六朝萧梁时期铸钱工艺中制模制范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与汉代传统叠铸钱工艺的技术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