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县出土唐永隆元年《折娄惠墓志》小考——兼析北朝胡姓“折娄”氏的渊源递嬗

耀县出土的唐代《折娄惠墓志》为研究北朝胡姓问题揭示了一例为历史长河所淹没的新的姓氏人物,其不仅可以弥补《北朝胡姓考》的阙载,也可以探讨＂折娄氏＂的渊源递嬗及其与＂是娄氏＂的姓源关系,并为宋代谱牒《氏族略》的记载给予印证。     

衣冠簪缨的兴衰之路——以南昌干氏家族房产契约为例

房产契约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产权确立及移转过程中形成的凭证性文书。南昌干氏家族作为清代初期通过科举兴起的簪缨之家,在兴盛阶段建造豪华府第,形成著名的"干家大屋"。但是,当家族中的精英凋零之后,干氏家族也开始衰败,靠变卖房产度日。随着晚清和民国时局的变动,干氏家族最终将庞大的房产售卖殆尽,家族也随之彻底沦落。     

新见《田沼妻班氏墓志》略考——对“扶风班氏”家族的几点补充

扶风班氏为汉代史学大家班彪、班固之后,两唐书中班氏一族唯一有传者即户部尚书班宏。新出土的《田沼妻班氏墓志》志主班氏乃班宏侄女,志文内容充实了对这一家族的研究资料,对探讨中古时期的家族开拓了新的思路。     

中古时期河西晋昌唐氏家族的迁徙与蜕变——兼谈新出土唐代《唐履信墓志》

晋昌唐氏为中古时期的豪门大族,崛起于十六国时期,并以河西晋昌作为自己的郡望,发展成为地方大族。后北魏陆续消灭河西等地的割据政权,晋昌唐氏家族逐渐转入北魏的统治中心晋阳等地,成为北方豪门。隋末李渊起事于太原,晋昌唐氏的代表人物——“唐俭”为唐朝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使得晋昌唐氏从地方豪门转变为唐王朝的新贵。本文以《唐履信墓志》为纽带,对于晋昌唐氏家族的崛起、迁转、壮大等过程进行详细的考述。     

有易氏历史的再发现——《楚辞·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句试解

有易氏的历史经王国维先生考订后渐为世人所知,在上古史诗《天问》中还保存有有易氏的资料——商汤借助有易氏势力灭夏,即"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何道取之?"其真实意思是:商汤依靠与有易氏的婚姻联盟,厚赂有易军队参加伐夏战争,取道(征伐)"韦、顾、昆吾"而诛灭夏桀。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贵史料已湮没于北方儒书,而完整地保存在《天问》中,弥足珍贵。     

墓志所见北魏末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地位与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以扶风武功苏氏为例

苏氏家族本是鲜卑拓跋氏的分支,因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的影响,遂改为汉姓。至北魏末,苏氏家族已成为关中地方汉化豪族。后其家族效力于宇文泰政权,得以跻身关陇贵族集团的行列。因受西魏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苏氏家族开始攀附、伪冒为武功苏氏,以此抬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隋至唐初高祖、太宗二代,苏氏家族仍冠冕不绝、显贵当世。至唐高宗后期,尤其在武周时,苏氏家族虽然开始由武转文,然因受到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变迁的影响,其家族仍不免于衰落的命运。总之,苏瑜墓志和苏孝慈墓志为学界研究北魏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汉万石君族系与祖地研究

本文在对汉代万石君石奋家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石奋家族相关的先秦诸支石氏进行系统分析和梳理,从而确定东周时期卫国石氏不仅分布时段较长,内容较为丰富,而且还应该是中华石氏的主支脉系。卫国石氏不仅是汉万石君家族的直系祖根,曾属于赵国所有的石城,也应该是卫国石氏封邑以及中华石氏的祖根地。     

安阳新出隋《成氏故士孙夫人墓志》研读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成氏故士孙夫人墓志》,新近出土于安阳,其不仅是研讨北朝后期胡汉民族融合与稀见姓族繁衍迁变的珍贵文献,也为探究邺城故地白素之地的历史地理沿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辽代平原公主墓志考释

在辽宁阜新县八家子乡乌兰木图山南麓,有一处辽代后族萧氏的家族墓地,即乌兰木图辽墓群。1981年1月在此发现了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年)的萧仅墓[1],1996年7     

唐代至后梁时期卢真启墓志考

200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

本文试图在分阶段叙述汉武帝武力征伐匈奴的基础上 ,着重探讨汉武帝利用属国“与单于争其民”的方式去笼络、分化、瓦解匈奴 ,以及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等 ,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汉武帝的匈奴政策。     

汉画像石中桥梁图像探析

本文主要通过汉代画像石中的桥梁图像,并结合画像砖、壁画等,探讨了汉代的桥梁建造状况。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

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存在着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这在官修史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史馆又是这种斗争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历代正直的史家坚持直书的精神、追求信史的目标从未改变。《唐会要》中的《史馆·史馆杂录》所记的史事,反映了唐代史家追求信史目标的足迹,以及他们的操守和信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1)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2)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及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3)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