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抗战学院漫忆

晋西抗战学院成立于1940年5月,校址设在山西兴县。是晋绥边区培养地方行政、民运、教育干部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是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这个在战争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等院校,曾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该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平战结合,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联系实际,师生团结的     

战时学院春秋录——晋西抗战学院至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概述

晋绥边区的晋西抗战学院、晋西师范学校、党校二部、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四院校(以下简称四院校)是在中共晋绥分局和边区行政公署直接领导下,根据当时战争发展和革命工作的需要连续发展起来的,是培养革命干部的综合性学校,从1940年2月创建晋西军政干部学校,5月定名为晋西抗战学院,1941年9月奉行署命令改名为晋西师范学校,1942年将晋西三中、民干校、行政干校合并于该校,1943年整风期间改为晋绥党校二部,1944年春     

邓小平与晋西游击支队

抗日战争初期,邓小平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0月,他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率总政治部宣传部、民运部机关和八路军随营学校三个队来到晋西,先到汾阳,后转移到孝义下堡,准备配合八路军主力深入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利人在盐城第二次反“扫荡”斗争中

正周利人,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在河南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民运股长、天长中心县委书记、天长县委书记兼新四军五支队独四团政委、高邮县委书记兼游击纵队政委。为开辟盐城抗日根据地,随刘少奇去盐城,任县委委员兼民运部长,后任盐城县委书记。     

从抗战学院到实验学校

从晋西抗战学院到实验学校,经过近六年的时间,胜利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任务。在这几年间,晋西抗战学院——晋绥师范学校——党校二部——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几经更迭,一方面要完成培养人才支持抗日战争的任务,另一方面要随着敌人春夏秋冬四季不断对根据地的“扫荡”而转移,保证学校不受任何损失。特别值得提的是,粮食供给、教学物资都相当困难,师生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发扬党勇于向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历史任务。现就我的记忆简述有关梗概情况。     

回忆晋西北抗战学院民运队

晋西北抗战学院(简称抗院)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1940年5月,创建于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下称根据地)的首府山西省兴县,先住城关,后迁至杨家坡村.     

忆母校党组织的战斗核心作用

我是1940年10月,由河曲县政府介绍到抗战学院学习的在职干部,和我一块去抗战学院学习的,还有在一个县里工作的秦效忠、马骏二同志。我们三人中,我是党员。行政介绍信在一起开的,党员关系介绍信,我自己带着。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对外还保密,途经保德县城晋西北二地委时,我独自一个人去地委换了党员关系介绍信;到了兴县后,我又去晋西北党委组织部(后改为中共晋绥分局组织部)将党员关系转介绍到抗战学院,按区党委党员关系介绍信封上写的名字,我直接交给了校部政治处石峰处长。     

在临汾八路军学兵队的日子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夕,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途经介休、离石,移驻晋南临汾刘村(也称帽儿刘村)。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亦相继移驻临汾一带。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人心向往的地方。一些进步人士如李公朴、沈钧儒、沙千里、江隆基等纷纷来到临汾,先后有十八个省市的热血青年和一些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学生5000余人聚集临汾。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开创了山西和华北抗日的新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北方局在刘村举办八路军学兵队和党员训练班。党员训练班由刘少奇主持,学兵队由杨尚昆主持,招收平津和太原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都经常给学员讲课。他们结业后分配到各县成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党的工作的骨干,推动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游击队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还积极帮助当时的友军建立相应的学兵组织,扩大民族抗战力量。这些工作大都由彭雪枫负责,他经常介绍新人到友军参军,去得最多的是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和山西新军决死纵队。总司令部有个直属学兵队,参军的青年先到学兵队接受短期速成军事政治培训,大约一个月左右结业后,分配到各支部队,学兵队各期总数不下千人。本文作者李屺阳当年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她在遗稿中回忆了自己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本文最初写于1998年,曾于2003年作修改,近日由李屺阳之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向东提供给本刊,编辑时略有删节。     

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教育政策探析——兼论教育工作中的两个有争议的问题

抗战时期的教育工作作为晋西北行署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晋西北行署一方面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抗战教育的政策,另一方面平息了阻碍教育发展的两个争议。随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工作中两个争议的平息,晋西北的抗战教育得到显著的发展,为晋西北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妇女干部教育述论

晋西北是华北抗战的堡垒之一,是保卫大西北的屏障,是支持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根据地的开辟到巩固和发展,中共始终注重妇女干部的教育,把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加速了抗战的胜利进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时期培养妇女干部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     

最早的抗币——兴县农民银行币

“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年9月周恩来同志亲赴雁门关附近太和岭口第二战区指挥部驻地,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阎锡山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于10月18日在太原成立了动委会,由续范亭任主任,八路军代表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长。不久地委会总部转移到岢岚,协同一二○师、决死四纵队,开展抗战大宣传,动员各阶层人民为抗战做贡献,广大爱国青年纷纷而至,组织了八个游击队,壮大抗日力量,点燃了晋西北抗日烽火,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浅论抗战时期晋西青年运动中的社会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无数英勇青年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活跃在斗争的最前列。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青年,尤其是农民青年参加抗战。在晋西根据地内,广大青年的文化水平整体上而言是很低的。为了提高广大青年的文化素质和爱国思想,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晋西青委会积极组织社会教育,利用夜校、识字班、冬学等各种形式让青年可以学到文化知识。但在在这一工作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吸取经验教训。     

延安时期的国际红色学校

抗战时期,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共红军在陕北延安曾创办国际红色学校,招收不少来自不同国家、信仰马列主义的留学生.这所学校名叫延安东方慕尼黑学校. 土学员与洋学员 东方慕尼黑学校坐落在延安大砭沟的尽头,校舍是几十个陕北式的土窑.有学员300多人,编为两个班,一个是由中国本土学生组成的民运训练班,另一个是由外国留学生和归国华侨组成的慕尼训练班.民运训练班一共170多人,编为4个分队,每个分队编4个班,每班10人.     

一封信

文蔚同学: 你好! 我是1940年4月晋西区党委调我去抗战学院任党总支书记的,负责学院党的工作。那时党在学校处于秘密状态,从各地来的党员有集体介绍来的,也有个别介绍来的。因学校是短期培训,学生有来有往,不宜编组,他们就利用晚上、星期天在我的办公室活动,因我另住一个院,比较安全,也比较秘密。我的工作,一般人也少了解。有时开会学习党的文件,座谈党员的思想和学习情况,要他们团结非党群众完成教学任务,加强自身建设。当时党员很不固定,有二三十人。     

忆抗战学院民运队

一、军政干校时期 经过1939年冬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一二○师三五八旅和山西新军决死二、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打退了阎锡山发动的军事进攻,并将其军政势力逐出晋西北。1940年2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又一抗日根据地诞生。根据地成立后,为解决干部问题,晋西区党委和行署于3月初决定在兴县成立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校部由延安派来的原在山西民大工作过的杜若牧、杜心源、杨林、石峰、贾公铎、叶笃诚等组成并任教。下设七个队:一、二队为行政队,三队为军事队,四队为     

晋西北抗战烈士纪念碑碑文

1941年7月7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北行署、晋西北军区、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及边区群众团体,为纪念“七七”事变四周年,追悼四年来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将士,在兴县城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暨抗战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     

新四军百岁老寿星：李竞成

李竞成,1920年生,江苏沭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年代,历任新四军苏皖纵队随营干校粮秣员、洪泽湖游击纵队协理员、团政治处民运干事、县边防大队大队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军队军事法院工作岗位上转业至地方,曾任黑龙江省计量局副局长。     

晋西抗战学院的诞生

正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朔风刺骨。我们冒着严寒从临县碛口渡过黄河,来到晋西北边区党委驻地。晋西北的军民打退了赵承绶的骑兵,反顽固斗争刚取得重大胜利,划定以汾离公路为界,建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决死二纵队与四纵队胜利会师后随即改编为八路军序列,我八路军一二0师由冀中回师晋西北,着手建立晋绥军区司令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临县窑头一个挂满军用地图的窑洞里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贺龙同志抽着     

战争、革命与晋西北乡村社会变迁——以偏关县西沟村为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入侵与中共革命的场景下,晋西北乡村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迁。本文拟以这一时期偏关县西沟村为例,通过对比抗战前后地权分配情况、生产状况以及社会风气的变化,进而论述战争与革命对晋西北乡村社会变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四项动员”在兴县

“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2月1日至3日,驻兴县蔡家崖牛家(即牛友兰家)大院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成立。当时,在晋西北驻扎的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和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等抗日武装部队,军需很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