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争论

杨秀清的评价问题是太平天国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既与杨秀清生前的大事有关,又与杨秀清死后的大事有关。而且记载混乱、往往互相矛盾。杨秀清的评价问题,早在解放以前就已经发生争论了,涉及杨秀清评价问题的书籍、文章很不少,意见也很分歧。     

试论杨秀清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前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有一段时间,他的职权凌贺洪秀全之上,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正因为这样,很多人认为杨秀清专横,应该负内讧的主要责任,例如罗尔纲先生说“太平天国内讧的主要祸源,就在洪杨之间这一个矛盾上”,要弄清内讧的责任问题以至杨秀清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功过问题,必须要对杨秀清这个历史人物作出全面而适当的评价。一杨秀清的阶级出身“杨秀清广西浔州府桂平(?)人”,“生长深山之中,五岁失怙,九岁失怙,零丁孤苦,困阨难堪”,忠王李秀成说他“在家种山烧炭为业”,据实地调查,“杨秀清家里很窃,在鹏隘山烧炭挑往新玗等处卖”,和忠王李秀成的说法相符合,可见杨秀清在参加革命前,是一个萌     

古人名氏闲谭

根据古风,中国官宦和士大夫向来有好几个名字,以体现身份的尊贵。具体说来,就是除了姓氏之外,还有名、字、号,一些地往里赫的官员,死后还享受追封的荣街,也就是所谓的封号、谥号。     

洪、杨对儒家经典态度“矛盾”说质疑

王庆成同志在介绍《天父圣旨》卷三甲寅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天父几次下凡,肯定四书十三经和历代史鉴,和天父在同年六月初一日指示停止刊行新旧约圣经之后,作出这样结论:“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上的变化,也可能反映了杨秀清同洪秀全的一个矛盾”。笔者认为说反映了太平天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上的变化这是事实,如果说杨秀清同洪秀全在对待儒家经典和基督圣经的态度上存在着矛盾,值得商榷。而从行文来看,王庆成同志似乎主要说的是洪、杨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上存在着矛盾,因此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不揣浅陋,略述管见,不当之处,请史学界同仁斧正、批评。     

关于杨秀清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问题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身传言(以下简称“传言”),这在今天来看,的确十分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太平天国运动中,却是煞有介事的,而且是太平天国史上一件有过重大影响的大事。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议。“传言”是杨秀清出于对革命的诚心还是野心?是革     

关于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是太平天国嫡系部队所绘的考证——对罗尔纲先生提出几点商榷

罗尔纲先生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太平天国是不许绘人物的,而对实际上存在的绘有人物的太平天国壁画,他就解释为:①不可信为太平天国壁画,如浙江绍兴神怪壁画.②只是彩画工人忘记了太平天国制度失检而绘上的,如苏州忠王府四方有人物点缀的彩画.(3)是太平天国的非嫡系部队干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或不严格遵守太平天国的规矩.如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他就认为是由广东天地会过来的太平军绘的;(4)他认为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杨秀清假托天父圣旨,绘     

王沈与《魏书》

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生年不详,卒于晋泰始二年(266)。魏帝曹爽时,曾任中书门下侍郎,曹爽被诛杀后,王沈也被免职。到西晋时,王沈被重用,任散骑常侍、侍中、豫州刺史、尚书等职,死后被西晋追封为“郡公”①。他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     

洪杨关系史综述

洪秀全和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他们两人长达9年(1847～1856年)的相处之中,既有欢声笑语,又暗斗明杀。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不仅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隐藏着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走向失败的祸根。显然,洪杨关系已大大超出了洪杨个人事件的范围,而成为太平天国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曾对洪杨关系的发展及其思想基础作过初步探索。今将洪、杨关系的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加以综述。     

太平天国东王有后裔之新说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实际组织和指挥杨秀清是否留有后人?最近,在杭州首次公布“天京事变”100多年后的一件秘闻,这不由得引起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以及新闻界的关注和兴趣。美国、日本、香港和内地不少学前往探究。     

太平天国前期农民领袖集团散论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历代农民战争的最大区别之一就在于它是在一个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之下发生的。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到冯云山在广西传教,逐步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包括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在内的领袖集团。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衰成败与这个领袖集团息息相关。过去史学界只注重对农民领袖进行个案分析,这种研究虽必不可少但却难窥全豹。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天国农民领袖集团的形成、分化和瓦解过程及其原因作一个初步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太平天国早期萧朝贵与杨秀清关系考辨

“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与“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之间并非纯粹的同盟、挚友,两人在合作共事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孕育期,“天兄”曾通过揽权、培植私党、代理首辅,试图创造超越“天父”权威的神话。在金田团营的关键时刻,萧朝贵还利用直接命令、诋毁中伤、孤立压制等手段欲使病重的杨秀清脱离上帝会的权力核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天兄”（萧朝贵）与“天父”（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手、仇敌,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     

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这既不是人名,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太平天国印书的三种稀世刻本浅析

现存于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太平天国三种原刻本印书,对于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洪秀全故乡花都壁画调查——兼与太平天国壁画比较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故乡——广州花都祠堂留存有大量壁画,将之与大致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壁画进行比较,可发现两者在内容题材、政治功用、风格特色等方面皆存在异同。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体现了中国壁画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延续。     

一场农战史论争所折射出的研究方法问题

方之光、毛晓玲与潘旭澜商榷的文章不仅有不少漏洞,而且所采用的商榷及研究方法背离了历史学的实事求是和求真的原则。潘文从史实出发,对太平天国提出了较全面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与史学界的普遍看法基本一致。方文则无视史实,也无视史学界的公论,认为太平天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方文坚持几十年不变的传统理论,沿用陈旧的解释话语,反映出传统农战史专题封闭性和保守性的特征。方文与潘文的这场论争,对于在当前史学转型中如何改造农战史专题以及改进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众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亡

以往对太平天国兴亡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阶级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根源、民族根源乃至灾荒、人口和气候等方面去进行反思和总结,主要遵循自上而下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很少将考察的重心放在社会最基层的广大民众身上。但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自下而上换位思考,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心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是关系到太平天国兴亡最重要的原因。按照心理学需求动因理论,民众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相爱需求无疑直接构成太平天国兴亡的最原始、最强有力的心理动因。     

略谈太平天国忠王府苏式彩绘

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现存四百余方梁枋苏式彩绘,这些彩绘内容多为传统吉庆题材,寓意吉祥祈福。众多木构件上的彩绘是明清以来苏式彩绘的典范,为明清时代所留而经太平天国利用改造而成;九幅壁画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作品,体现了太平天国壁画的艺术特色。忠王府苏式彩绘为研究明清苏式彩绘和太平天国彩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幅不可多得的衰世群丑图——《粤氛纪事》有关太平天国时期清方将帅的记载

夏燮以当事人身份所著《粤氛纪事》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却一直未受到重视.该书以记载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阶级之间的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生动具体地再现了清军将帅贪生怕死的丑态,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清军在战略上的失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清军将帅之间的矛盾,而这些都是在官方档案中很难见到的.因而该书的史料价值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了清方档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