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及其异化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为研究者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中日冲突提供了一个窗口。日本对国联介入中日冲突的态度颇为多变，从反对调查团方案到倡议组建调查团，再试图劝诱与引导调查团，最终质疑与否认调查团，态度反复的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在因应国联调查团过程中，日本始终企图贯彻“满蒙经略”国策，并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软弱性和在东亚的不适用性，诱导国联调查团为己“背书”。日本因应调查团除利用调查团的时间差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企图外，还存在借助调查团实现伪满洲国地位的国际认可的动机，但最终异化成日本因调查团否认伪满洲国而反对调查团，并最终以退出国联相抵制。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诉诸于国联,控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经过多次讨论、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日本出于诸多原因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主张中日双方自己调解,对国联进行直接干涉,虽然阻止成功,但并没有起到公正处理的作用,也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上）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件真相,调查团团长由英国人李顿(Victor Robert Lytton,1876—1947)担任。李顿率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3月14日抵达上海,先后赴南京、汉口、北平及东北各地调查,并在完成调查报告书后于9月5日离华。在中国近6个月期间,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     

日内瓦藏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的结构和价值

"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分为"S系列"、"R系列"和"BOOK系列",系统地记录了李顿调查团在中日进行实地调查的经过,反映了中日双方和第三方的观点。初步研究表明,国难当头时刻,中国各界尤其是东北民众,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全面揭示了日本蓄谋制造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实,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最新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中国关内之行

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上海、杭州、南京、北平等地受到中国各界的热情招待。国民政府与日方一样,在细致接待的同时,向调查团全面表达己方的政治诉求,希望影响其立场。但殷勤的接待并没有改变会谈过程中调查团的严厉苛刻态度,而调查团亦在繁复的调查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路径确认众多关键事实,做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政治判断。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     

Douglas Alexander Allan,C.B.E., LL.D., D.Sc., Ph.D., F.R.S.G.S., F.R.S.E., F.H.W.C., F.M.A.

The function and expansion of skiing in Scotland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e changing climatic conditions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Obituary: Harry R. G. Inglis,F.R.S.G., F.S.A.Scot.

During the late 1970s a new aggressive strain of Dutch elm disease became established in parts of southern and central Scotland and it is continuing to spread in many area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geography of the disease within Scotland and explores the way in which the Regional Councils have responded to the threat to the elm pop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