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典当法规择要述评

近代中国的典当业留下了许多法规．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典当法规无论在数量和完备程度,还是在法规的级别、层次上都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而上海尤甚。近代上海的典当法规,涵盖各时期,时间跨度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新中国成立初的五十年代。本文按照法规颁布的时间顺序比较异同．择要分述如下。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官利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独具特色的分配方式。它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环境条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性质和中国悠久的商事习惯,是导致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本身利弊共生,但却适应当时的社会。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事物,给后人认识近代中国国情提供了极好的途径。     

近代龙州四题

龙州古为百越地,位于我国西南,秦属象郡,汉至唐初800多年,龙州地方的建置、名称和归属多有变更。唐武德四年（621）在交趾郡的龙编县置龙州。此后为州、为府、为县,龙州之名甚少改动。因其地与安南（越南）山水相连,从宋代起,龙州即为我国西南边防要地。清康、乾时在龙州加强设防,同时开关对外贸易。光绪中法战争以后,法国占有越南,我国西南边陲备受威胁,地处广西西南的龙州首当其冲。从中法战争至新中国建立的60多年中,龙州成了广西西部的军政、经贸、文教重要之区,对广西乃至全国的发展关系极大,近代龙州的历史,颇有研究的必要。     

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正确估价了高利贷资本的保守性,谴责了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方式的冲击和破坏。中国学术界受这一观点影响,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多加否定。但是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及高利贷资本的实际情况看,它对小农再生产及工商业运行既有残酷的一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因为高利贷资本对手工业、商业、矿业等资本性经营放贷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增加。     

西学东渐与近代农村社会变化

西方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近代中国农民对西学的接收与否是根据自身需求而定,既有满足其解脱苦难的心理一面,又有维护传统化对西学强烈抵制的一面。在西学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也逐渐向近代化转变。     

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

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宁夏、青海是一个农业、牧业和农牧交错的地区,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由于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农村市场的构成也不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以集市贸易为主,而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则利用寺院会集进行贸易,庙会、花儿会作为农村市场的补充形式而存在。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了西北农村市场畸形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这些现象直到解放前夕也没有多大改观。     

近代陕西农村地区婚俗研究

近代以来,许多新鲜事物涌入中国,比如城市中婚礼习俗有了变化。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本身落后封闭,与外界交流少,加之受传统因素影响深,那么婚俗仍然大多保存着它的传统状态。由于陕西三个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差异,在婚俗方面存在差异,具有各自的特点。     

近代四川的三次文化浪潮

本对近代四川的三次化浪潮作了介绍,论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三次化浪潮的深远意义,对促进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     

近代福建（三）

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蒋介石随即派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为了强化对福建的统治,采取以下措施：     

长江中下游古铜矿及冶炼产物输出方向判别标志初步研究

根据大量野外调查和相关样品的测试分析,指出了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古代矿冶遗址分布及冶炼遗物岩相和地球化学特征;讨论了利用铅、铜等同位素及微量元素示踪本区铜矿冶炼产物输出方向的可行性,指出利用亲铜微量元素特征组合(包括富集、贫化元素,元素对及元素组合等)作为判别标志是相对而言较好的方法,同时要定性与定量标志综合考虑。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阶段与特点简论

本将长江中游的新石器化置于全国新石器时代的总体背景下,侧重于比较研究的视角,选取了五个方面的问题——聚落与建筑,栽培稻起源和史前稻作农业,白陶和彩陶,普用的巫物陶偶,高一级的灵物玉雕人首和动物,列举实证,以阐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若干较显的成就和特色鲜明的化现象。     

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史前城址的比较

本文从城址及其所处聚落群变迁的角度对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城址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率先出现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出现城址群,而黄河中游始有单个城的出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出现中心城址与非中心城址的差别而黄河中游城址群始涌现,到了青铜时代早期,长江中游的城址衰落,而黄河中游都城兴起。     

长江中下游孙吴墓非模型陶瓷随葬品探析

本就长江中下游孙吴东都南京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和与孙吴西都武昌相邻的湖南、江西等地的东汉晚期至东晋这一历史时期的墓葬资料作些分析探讨,以期确认孙吴墓葬化,并对其进行分期讨论。在论述中注意了量化方法的运用。     

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动态思考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存在四个以名山为中心的文化圈,即以华山为中心的华山文化圈,以嵩山为中心的嵩山文化圈,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山文化圈和以泰山为中心的泰山文化圈,它们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相对独立又渐趋融合,在华夏集团的形成和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二层台墓研究

黄河中下游地区40余处遗址的400多座二层台墓资料显示,生土二层台墓的数量在仰韶中晚期以前较熟土台墓多,龙山时代式微。该变化的背后是棺椁的逐渐成熟,生土台墓中小部分带有盖板或原始棺椁,同时熟土台并非判断墓葬带有棺椁的充要条件。通过生土台高度和墓葬深度的二元变量分析,墓葬开挖时预留生土台并未考虑稳固墓室,而应该与构建殓尸空间(或椁室)、进行一系列丧葬活动有关,在台面上放置随葬品的情况存在一定的时空差异。二层台墓的分布具有集中埋葬的倾向,采用二层台墓的群体并无明显的性别和死亡年龄指向,从仰韶中期以来,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占据着更为优越的社会财富。     

探索与论争: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谱系

本文系统回顾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时空重建过程中的各种探索与争鸣,并对如何处理考古学文化交集现象,以及如何对考古学文化与类型进行界定进行反思。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和影响,认为在清末的19世纪后半期,日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清末的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本文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研究中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30年间,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不仅远远强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在许多地方比我们自己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更详明深入,值得我们反思。从抗日战争前半个世纪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来看,与抗日战争间日本的长江上游的踏察资料整理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潜在意识的发展脉络。透过近代日本人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材料我们发现,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国侵略中国而称雄亚洲背景下进行,了解中国而侵略中国的意识十分明显。透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可看出,当时日本比西方列强在对长江上游的影响方面更直接,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更大,而西方传教士则对长江上游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深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踏察调查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

长江下游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处于中国字发展历程中从原始记事符号到字出现之间的过渡阶段,长江下游是中国明起源的中心之一。     

淮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绚丽画卷──龙虬庄遗址与江淮地区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专家发言纪要

江淮东部是介于海岱地区和太湖地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区。自５０年代初在江淮东部发现淮安青莲岗遗址并由此提出青莲岗文化的命名以来,江淮地区的考古工作始终受到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而高邮龙虬庄遗址被评为１９９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在考古学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围绕龙虬庄遗址的考古发现,探讨江淮东部原始文化和青莲岗文化,以及淮河流域古文化,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高邮召开的龙虬庄遗址与江淮地区古文化的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和苏鲁豫皖浙的专家各抒己见,本刊将座谈会上有代表性的专家的发言经整理后以纪要的形式刊出,旨在对江苏乃至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