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针生诚吉教授应邀来我所讲学

日中学术恳谈会代表干事(会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教授针生诚吉先生利用率领日本法学代表团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的机会,应我所邀请,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先期来长讲学。针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著名的宪法学家。他不仅先后六次来华讲学,     

科学界的憾事:爱因斯坦访华未果

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生前曾到许多国家讲学,传播相对论,1922年到日本时还曾在香港停留,却始终未能来华。是中国没有发出邀请,还是大师没有接受,恰恰都不是。就在爱因斯坦到日本旅行那次,中国也发了邀请,爱因斯坦也做了来华的准备,但种种误解致使爱因斯坦没能成行。 据载,联系爱因斯坦访华早在1920年就     

历史中的自然——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讲学及其特色

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和环境史研究中心梅雪芹教授的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1941-)教授于2009年10月20-22日来华讲学.     

爱因斯坦在上海大受欢迎

1922年,科学大师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共停留三天多时间。1922年3月,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到日本讲学。1922年10月,从柏林启程,取道印度,于11月抵达香港后,改乘日本"北野丸"号来上海。11月13日上午10时,轮船驶进江山码头,爱因斯坦夫妇受到中国学术人士以及"改造社"代表、旅沪犹太人的热情欢迎。当天中午,     

唯一不穿军装的国民党上将

80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反响。罗素离开后,刚从英伦学成归来的杨端六在长沙作了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他主张理性地对     

狄金森教授再次来华讲学

狄金森教授再次来华讲学刘金源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９日至１０月１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Ｈ·Ｔ·狄金森教授及其同事弗兰西丝·道应钱乘旦教授邀请来南京大学历史系作短期讲学。狄金森教授是中国学者的老朋友,已先后五次来华访问,三次讲学。目前,他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     

日本康、梁遗迹访问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于次年4月,由横滨乘轮赴加拿大;10月,自加拿大返香港,途经日本;1910年重来日本。梁启超则在横滨编印《清议报》、《新民丛报》,旅居日本时间更长。康、梁在日本留下了大量遗迹遗物,探访这些遗迹,搜录有关康、梁在日活动的旧闻,是我多年的愿望。 1983年11月至1984年5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讲学和研究,其间也到过京都和神户。在东京大     

梁启超南京讲学记

梁启超晚年很少过问政治,他在埋头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时常外出讲学。在１９２１年底到１９２３年初,他曾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回讲学,足迹踏遍天津、北京、济南、南京、武汉等地。其中,光在南京他就讲学达二个多月,为南京增添了许多绚丽的光彩。梁启超之所以能来南...     

丘成 桐向北大开炮

1982年荣获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至今仍是惟一获得该奖项的华人数学家。在一代宗师陈省身去世后,丘被认为是华人数学第一人。20多年来,丘成桐教授一直热心于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先后自筹资金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数学英才班,并设立了华人数学最高奖——晨兴数学奖。他往来于北京、杭州、香港和美国之间,主持国际学术会议,邀请霍金等世界名师来华讲学。而他在中国的任职却不取分文报酬。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渊源初探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影响力是多方面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而对其维新思想渊源的探究,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梁启超维新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探究本源,是我们理解梁启超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础。本文力图从社会背景、传统儒家教育及其师从康有为后思想的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中探讨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渊源问题。     

浅探杜威实用主义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随杜威讲学来华,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当前,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背景下,怎样提高学生对语文教育重要性、实用性的认知,提升语文基础教育学科的教学水平,适应中职教育发展的要求,是语文教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重拾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显然对这项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在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最为复杂。就相互评价来说,梁启超始终推崇严复,至少尊敬有加,而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却在戊戌政变前后反差极大。与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如一的推崇相比,严复在戊戌政变后对梁启超的攻击显得格外令人瞩目。探究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不仅可以直观两人的思想异同,而且可以深切感受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杨端六与罗素——从罗素长沙讲学说起

五四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以其大哲学家的眼光,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的反响。从英伦学成而归的杨端六,是罗素在上海、长沙讲学期间的一位重要译员。针对国人盲目追崇的学风,杨端六在报章上发表批评文章,主张应该理性地对待罗素及其他西方哲人的学说。他本人亦从罗素实用哲学中吸取精神养料,进行着社会政治实践。杨端六与罗素的思想交往,以往鲜有人讨论,但不失为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缕理性之光。     

罗素访华平议

先进的中国人在五四时期开始带着自觉的心态走向世界,他们热切地希望吸收异族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再造中国文明。当时,中国学术界从西方请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而杜威和罗素恰巧又是西方百科全书式大思想家的最后两位代表,他们相继来华,在     

梁启超在南京的讲学生涯

中国近代风云人物梁启超,其前半生一直置身于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但到了晚年,则致力于述及讲学。上世纪20年代,即在南京留下踪迹。     

论梁启超的铁路利权思想

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中,梁启超较早地认识了开办铁路的重要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此间他先后发表了很多直接论述中国铁路的章,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鲜有论及,本认为梁启超铁路利权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不乏珍贵之处。     

梁启超与方志学初探

一、梁启超其人 提起“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大家都熟知他在近代史上与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是维新派领袖之一,以“康梁”并称于世。晚年在厌倦了政治以后,他又致力于讲学与著述,在清华、南开、东南诸大学纵谈时政,阐释文化,演讲学术。他广泛的学术研究成果,显示了他广博的兴趣、炽烈的“学问欲”和卓越的秉赋。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概述

梁启超学术讨论会于1986年12月5日至8日在广东江门举行。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研究和教学人员数十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学术会议主要讨论了梁启超与启蒙思想的问题。交会议的论文二十多篇,涉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