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辽阳地区出土的两件西汉刻铭铜器浅议

辽阳博物馆收藏有两件1988年出土于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石嘴山汉墓中的西汉刻铭铜器,其中的铜魁应为铜承盘,与同墓出土的铜熏炉是一组器物。两件铜器所刻铭文为研究汉代计量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反映了汉代辽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河北行唐发现的两件汉代容器

河北省行唐县连家庄公社北高里村在1985年2月曾发现一批汉代铜器。其中两件容器刻有"常山"和"中山内府"铭款,和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文物关系比较密切,是研究汉代,特别是研究汉中山国历史的重要实物。     

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汉代刻铭铜器

南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批精致的青铜器,其中有几件汉代刻铭铜器尤为珍贵,现挑选7件未见著录者介绍如下:     

书讯

<正>《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吴小平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本书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器类、纹饰方面的差异,将汉代刻纹铜器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讨论各类铜器在器形、装饰题材及布局、时空分布方面的特征,试图建立起各个区域刻纹铜器的发展脉络,并最终完成对汉代刻纹铜器总体的发展变化谱系考察。     

20世纪初至今商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概述

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以后,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有铭铜器,其中绝大部分出于河南,尤以安阳为最,其次陕西、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亦有大宗出土（参拙文《全国出土商代有铭铜器概述》,《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这些有铭铜器出土情况明确,器物组合清楚,学术价值较高,为进一步拓展商代铜器铭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东周秦汉有铭铜器丛考

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重要收藏,除商周青铜器,所藏东周秦汉铜器也很丰富,其中多见刻铭者。本文即对馆藏东周秦汉有铭铜器进行初步考释,可为研究秦与诸国关系提供新资料,并对秦汉职官、地理、度量衡制度研究有重要价值。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湖北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跑马堤墓地是位于湖北省宜城市郑集镇的一处战国至汉代墓地。该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为研究从战国到汉代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变迁提供了系统性的资料。本研究对该墓地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了金相组织观察和元素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战国晚期铜器的材质包括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两类,不同类型功用的器物,在材质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西汉铜器的材质则以铅锡青铜为主,合金元素总量相对于战国晚期铜器要低,而且变化范围较大。整体上,该批铜器主要为铸造成型,但其中有3件汉代青铜容器为锻造而成,这三件锻造铜器均为敞口薄壁器物。研究结果可为汉代以后考古学和金属技术史研究提供资料,并为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史演进序列的补充完善提供科学数据。     

“亚(酉皿妻)”铭铜器研究

“亚(酉皿妻)((酉皿妻)字下用△表示)”铭铜器,自宋以来,常见于诸家著录,剔除伪铭之器,笔者共收集到103件(见表三)。据此材料,本文试为“亚△”铭铜器进行一些研究,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评介新出版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1999年底,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正考教授撰的《汉代铜器铭研究》一书。此书本为作的博士学位论,在答辩前后曾得到答辩委员会和同行评议专家的一致好评。让人吃惊的是,答辩过后仅半年的时间,论就能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作为迎接千禧年的礼物面对更多的读。这对学术界来说,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两汉镜铭文本整理及文学分析

铜镜铭文作为汉代韵文之一种,尚未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本文依据前人印拓着录的几种重要的镜铭文献,在论定镜铭原始的创作与传播特点的理由下,采取删重、归并的方法,尝试整理出相对固定的镜铭文本。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像传世的其他汉代韵文品种一样,成为可供监赏与研究的文本。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镜铭的主题类型及其背後反映的社会意识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将镜铭纳入汉代韵文的体系中分析其文体功能与特徵,试图对其作出诗学方面的评论与监赏。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将镜铭真正纳入到汉代韵文史的研究、叙述的范畴中来。     

南阳博物馆征集的应国铜器盖及晚商铜觚

南阳博物馆征集的应国铜器盖及晚商铜觚徐俊英河南南阳市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中,有１件带铭的“应国”铜器盖及１件带铭的晚商铜觚,这２件铜器均系在南阳废旧公司仓库拣选征集。现介绍如下。“应国”铜器盖：呈圆形,盖顶微弧,顶端有一镂孔式圆形捉手,捉手上饰陶纹一周...     

“复合族氏”铭文研究的一种新视角——以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为例

殷墟晚期铜器铭文多数较短,其中又以类似"亚某"、"寝某"等形式的短铭较多。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形式的铭文归为"复合族氏铭文"。通过对殷墟晚期"告"作有铭铜器的梳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铭文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复合族氏铭文",而是"官职+私名"。这对认识殷墟晚期短铭金文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铭文方法

西周铜器往往具有铭文,尤其是中、晚期之器常常具有长篇铭文,这为其分期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依据。两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就已注意到了铜器铭文与铜器年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并且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例如:“西周言虢叔者甚多”,“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周之彝器粲然成文”等等。清代考据学大兴,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关于铜器铭文与分期提出了许多常识性的标准,如:“周人多称伯仲”,“此铭篆文极古,词如典诰,定为周初之器”。此外,还指出了宋人在西周铜器分期上的错误。如宋人以为“以十干为铭者,为商器”,而吴式芬则提出“以十干为铭者,商周皆有”。类似的例子很多。清末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把西周铜器铭文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考证遹敦时,受铭文中三次出现“穆王”的启发,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     

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

满城汉墓共出土铜器600余件,其中30件刻有铭文,计52处近800字。这批铜器铭文集中体现了西汉前期器物刻铭的面貌,对研究西汉的度量衡制度、诸侯国制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本文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对刻铭重新做了录文,更正了个别错讹之处,并分别做了考释。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云南昆明石寨山出土汉代青铜器的初步分析

云南昆明的石寨山墓葬是汉代滇池区域的土著文化,为了了解该地汉代铜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本研究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的现代分析手段来对M3、M5、M6、M7、M10、M12这6个墓葬群的31件青铜器展开探讨。结果显示在31件铜器样品中,有30件为铜锡合金,1件为红铜,所有器物均为铸造,其中有1件铜戈的刃部经历过热锻加工。这一分析结果丰富了石寨山文化的铜器研究,为器物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云南汉代时期的铜器考古学以及金属技术史补充部分资料。     

仪征新集螃蟹地七号汉墓发掘简报

2002年仪征新集螃蟹地发现一座新莽时期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铜器、漆器等,由铜器铭文推知墓主为汉代广陵国贵族,此墓为研究西汉晚期广陵国文化、经济、丧葬习俗及铜器制造工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