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陈克文日记》对汪精卫形象的记录

多年出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是汪精卫的下属,也是坚定的改组派成员之一,汪精卫对他有提携推举之恩,他也一直将汪精卫视为领袖和导师。然而,1938年12月汪精卫突然出走,并发出向日本求和的"艳电",甚至进而组织伪政府,彻底投靠日本人,成为民族罪人。陈克文作为汪的亲信,对汪此举感到非常吃惊,更是无法理解,然而内心中仍有一种惋惜或是痛心的旧情;直到汪精卫最终降日的行径暴露无遗,他才对汪彻底绝望,将其行为斥之"无耻勾当","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早已沦为"日本人的工具",并断言汪之结局"非根本失败,身败名裂不止"。新近出版的《陈克文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汪精卫如何从敬仰、崇拜,到不理解、彷徨,进而为其行为感到痛苦、惋惜,但最终还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与汪彻底决裂的过程。     

汪精卫“佚诗”辨伪

1994年10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的“博闻”版摘登了《港台信息报》的汪精卫一首佚诗,说这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出自汪精卫棺中的一册“手抄诗稿”。披露者虽未说明是何人手抄,但确定此诗是“汪死前所写,尚未披露”云云。 此后,《蒋介石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一书中又出现了这一“史料”,唯情节与《港台信息报》所云大相径庭。该书称,这首“绝命诗”是从南京梅花山汪尸所穿的“马褂口袋中”发现的。这口袋里“除了陈璧君(汪之     

谁起草了孙中山《总理遗嘱》

2015年3月12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90周年.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了遗嘱,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理遗嘱》,又称《国父遗嘱》《国事遗嘱》.但由于过去对这方面记载比较含糊,造成不少误传. 1925年1月,孙中山决定成立政治委员会,指定于右任、汪精卫、李大钊、陈友仁和吴稚晖为委员,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日常事务.     

“四·一二”前夕蒋汪上海会谈真相再探

1927年4月1日——5日,刚从欧洲返回的汪精卫,与蒋介石等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密谈。5日,《汪陈宣言》发表,12日,蒋介石突然对中共及上海工人纠察队镇压,这些接踵发生的事件之间有哪些内在联系?特别是汪蒋在反共问题上是否达成某种默契?这关系到这一时期民国史及中共党史研究中对许多问题的评价,不仅牵涉到汪精卫当时的政治态度,也牵涉到武汉政府初期历史的研究。然而多年来,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不避浅陋,将这段史实重新整理,分析如下。一、蒋、汪算盘各异、分歧难消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过后,在蒋介石操纵下,于5月15日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迫使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中央;张静江、谭延闿等随之瓜分了被迫离粤赴欧洲的汪精     

云南王龙云险随汪精卫一同投日?

正《云南王龙云险随汪精卫一同投日?》从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会商的决定,到上海的"重光堂协定",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的谈判字里行间都与龙云有关。1938年5月,汪集团"中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特务西义显、松本重治等人谈判时,就提到当汪精卫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各方面"正在想停止战争"的杂牌军会予以响应,包括"从云南的龙     

汪伪政府的成立曾五次延期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其实,在这之前,汉奸们曾５次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提出组府的具体日期,可５次都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日本否决。第一次,１９３９年的“双十节”。汪精卫叛逃到上海后,急于组织政权,５月底,经过同日本驻华中派遣军多次磋商,定于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这天组府。６月初,汪精卫在赴日谈判时,正式向东京提出了这个要求。东京方面在《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之处理》中虽然认为“建立新中央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的时间,视形势及工作进展之…     

黄群：拆散日汪密约的幕后策划者

1959年12月50日,日伪双方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这一卖国条约就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揭露这一阴谋的就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角色高宗武、陶希圣,史称“高陶事件”。“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而帮助和劝说高、陶脱离汪精卫集团,返回蒋介石阵营的关键人物,就是黄群。[编者按]     

汪振声事略及《新疆纪事》诗作者辨正

近代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员汪振声颇有时誉,但其生平资料缺乏,仅散见于《西征日记》等个别文献。根据《西征日记》梳理其生平主要事迹,可推考其生年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左右。汪振声主要参与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后期《公法总论》《营工要览》《铸金论略》《农学津梁》等西学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其参与翻译西方科技书籍19种,影响较为广泛。在梳理和考察其事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晚晴簃诗汇》收录《新疆纪事》诗二首作者误为陇西刘炳青,实际应为汪振声。     

“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汪精卫上海会谈始末

1926年11月,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接到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促其回国复职的电报,立即回国,于4月2日到达上海。其时,蒋介石、吴稚晖、李宗仁等正在上海策划反共。闻汪到沪,齐赴汪寓(汪住孔祥熙宅)进行会谈。由于此次会谈是秘密举行的,局外人士很难知其内幕,嗣后书刊谈及这次会谈时,说法不一。董显光所著:《总统(蒋介石)传记》认为,蒋汪在反共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当时的《国闻周报》登出蒋汪会谈的内容较为详细,亦给人以蒋汪已达成反共协议的印象。其后六年,大公报编     

搞笑型汉奸——褚民谊

兔阴博士 褚民谊于1884年出生在浙江一个士大夫家庭,原名“明遗”,是因其青少年有“反清复明”之向而名。曾留学日本、法国,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褚民谊就这样不但成了汪精卫的连襟,还成了汪政治上的追随者。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时间考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曾发出《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而关于这份通电的发出时间,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即最常见的说法是1940年3月15日。     

明争暗斗中拼凑的汪记国民党

大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另起炉灶拼凑起一个汪记国民党。本文记述的就是此事的大体经过。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汪清卫、周佛海之流在同日本人做着肮脏交易的同时,又是怎样各怀鬼胎争权夺利的。汪精卫偷偷脱离重庆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趋向尖锐化,使汪感到在重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遂与私党陈公博、周佛海密谋策划,先后偷偷脱离重庆。他们先到昆明,再经河内、香港到上海,住进愚谷新村。经梅思平等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多次密谋,于1938年12月30日签定了“中日调整新关系”的上海协议书,汪精卫接受了日方诱降的各项条件,而日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已经出版的《汪荣宝日记》披露清末曾拟就宪法草案 ,但国内外迄今尚未有发现宪草的报道。本文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两种清末宪草稿本 ,一系残本 ,一系全本。前者完成时间应早于 190 9年 ,可能为日本法学家起草 ;后者应不迟于 1910年 8月。二者皆为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虽均非汪氏日记所提到的那部宪草 ,但李家驹、汪荣宝起草宪法时应做过借鉴。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相比 ,这两部宪草对三权政制、公民权利等有了一定重视     

让汪精卫认栽的“乡下女人”

“高陶事件”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和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在跟随汪精卫的过程中认识到其真实面目,于1940年1月3日,在杜月笙的秘密协助下乘船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公开披露了《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从而以第一手的铁证擦亮了中国军民的眼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可歌可泣的,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     

民国要人溪口行

浙江奉化溪口镇是蒋介石的故里。蒋介石在登上民国元首高位以后,依然经常回乡。在此期间,南京、溪口道路车水马龙,国民党要员纷至沓来。汪精卫慈庵探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国民党中央急电远在法国的汪精卫返国。12月14日,汪复电即日返回。18日,汪在法国会见国民党驻外使节郭泰祺、顾维钧,互谈国内情况甚久,认为东山再起时机已到。汪在离欧前表示: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其投降卖国面目暴露无遗。12月22日,汪在马赛乘法国邮航公司阿拉米斯号回国,1937年1月14日经香港到达上海。其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方面…     

《上海防疫史鉴》出版座谈会暨读志用志研讨会在上海通志馆召开

20 0 3年 6月 3 0日 ,《上海防疫史鉴》出版座谈会暨读志用志研讨会在上海通志馆召开。该书撰稿单位《上海市卫生志》编者 ,各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上海通志馆馆内人员 2 0多人出席。该书主编、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上海通志馆负责人朱敏彦出席并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 ,《上海防疫史鉴》的编纂出版是为了服务于当前抗击“非典”的中心工作。他说 ,尽管抗击“非典”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上海防疫史鉴》的编纂出版 ,给方志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方志工作如何更好地读志、应用地方志为现实中心工作服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而…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胡兰成二三事

胡兰成,浙江省嵊县人。早年在广西省与王公度等人在一起,后去香港,办过《自由评论》等杂志。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日赴河内转上海,胡在此时投靠汪精卫。1945年日本投降,胡销声匿迹。汪精卫离重庆,班底不齐,搞舆论的人,更感不足。那时,重庆中央社与《中央日报》,迭次播发吴稚     

上海市钱币学会顾问郭彦岗逝世

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钱币学会顾问郭彦岗先生于2005年5月15日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90岁。郭彦岗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货币史学家,在钱币的研究及钱币知识的宣传普及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合著有《中国古代货币史简表》,参与了《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和《中国钱币大辞典》的编写。他的不幸去世,是上海市钱币学会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钱币事业的重大损失。上海市钱币学会顾问郭彦岗逝世$上海市钱币学会秘书处     

军统特务的第六次行动——毒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途经越南河内去上海投靠日本人。从那一天起,国民党军统局特工便在国内外跟踪,先后对汪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均未奏效。直到第六次,才最终除掉了汪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