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被开除出“同盟”的真相

一封写给同盟会的神秘“控诉书”寄到了著名国际记者史沫莱特的手中,信中内容揭露了当时大批政治犯在北平陆军反省院内受到种种非人待遇和酷刑的内幕,请求援助。同盟会将“控诉书”转交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处理,然而胡适的态度却令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同盟会执委会为化解矛盾致电胡适,苦苦等待了5日,胡适此番又会做出何等激烈地回应?难道他与同盟会的关系就此而破裂?最终又是否会因此被开除出同盟会?待本文向您一一揭开真相。     

岑伟生事略

岑伟生,学社社员及同盟会会员。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曾两度被胡瑛派往上海,向中部同盟会领导汇报起义准备情况。首义后,由宋教仁派往京津策划北方响应,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习经济政治。“宋案”发生后,回国参加反袁“二次革命”,     

共和国口号并未深入人心

论者谈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情,大凡称“民主共和国口号深入人心”。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笼统,有失简单。首先,从同盟会成员来看,真正了解民主共和含义者并不多。同盟会成立前,除兴中会外,其他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都没有在纲领上提出民主共和。同盟会成立时,其成员对孙中山民权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上也存有分歧。从一定意义上讲,同盟会仅是一个各     

老树春深犹著花——记辛亥义士金应豫先生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山西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对国家民族抱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热血青年,纷纷加入同盟会,并成立了以谷思慎为总干事的山西同盟会分会。金应豫先生也加入了同盟会。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人数订正

民初唐绍仪内阁中的同盟会阁员人数,史家多认为只有5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后由王正廷署理)。但从笔者接触的资料看,有同盟会籍的阁员还有内务总长赵秉钧。唐绍仪因不堪袁世凯专擅,于1912年6月15日潜走天津,同盟会阁员也联袂辞职,而赵秉钧为袁世凯心腹,当然不会辞职。《盛京时报》7月5日载“赵总长不辞职之理由”称:“内务赵总长亦同盟会分子之一,此     

一份与陆荣廷有关的护照

多年来,研究陆荣廷的成果显著,许多专家学者各衷其是,影响很大。研究会也举行了多次,颇有成效。然而,陆荣廷的史事纷繁,有些史料尚待发掘。笔者收藏有一张“中华同盟会护国军总司令”签发的护照（保证书）,就是与陆荣廷有关的文物。这份护照有些地方弄不清楚,比如“中华同盟会护国军”是什么组织,这个组织的总司令秦境鸣是什么人,都还是一个谜。     

蔡锷1910年为何在广西蒙冤遭驱?

1910年10月下旬,广西省会桂林发生由陆军干部学堂第二期广西学生首先发难,迅速扩大到整个学界、持续10多天的“驱蔡”风潮,蔡锷在广西遇到人生旅途的第一道坎。迄今为止的蔡锷研究,皆依据60多年后的个人回忆,认为此次“驱蔡”风潮,起源于广西同盟会支部为对付“表面没什么革命味道”的蔡锷。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引发这次“驱蔡”风潮的真正原因,首要的是清季以来盛行于各省的“省界”观念,其次是广西军界内部派系与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与蔡锷革不革命毫无关系。真正的策动者是广西谘议局,而非广西同盟会支部。     

“中国共产党”名称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最早出现于一九一二年。当时,民国刚刚成立,民主气氛浓郁,各种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全文如下: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同盟会纲领、种族革命与孙中山革命策略

同盟会纲领是一个包含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具有时代先进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旧混杂的政治纲领,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依靠力量的新旧混杂,决定了其革命纲领的新旧混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本来就是一个基于策略考虑而鼓动革命的利器,因为缺乏资产阶级力量基础,孙中山只能把革命包上反满种族革命的外衣,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反满革命无非是实施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手段而已不应将同盟会纲领及其体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割裂来看,尤其不能因“驱除鞑虏”包含有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而判定孙中山把政治革命变成种族革命,是一种倒退,并由此忽视和低估同盟会纲领的革命精神。     

盂县牺盟会活动始末

盂县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活动,是从1936年冬开始的.当时,正处在“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之际,全国开始出现了新的抗日高潮.为了动员广大民众抗日,山西省牺盟会总部在     

大总统孙中山廉洁自律

自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旨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盟会时起．他革命的目标即是：“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他把同盟会的机关报定名为《民报》,把革命的理论阐发为“三民主义”,把建立的国家叫“中华民国”,国家的政党叫“国民党”,无处不含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鲁迅语）。为了革命,这个曾做过大总统的人,这个经手过数不清的款项的人,在走完了59个…     

辛亥山西民军借款始末

《山西地方志》1992年第3期《山西票号商人渠本翘》一文说:“武昌起义后,……军阀阎锡山见渠本翘家道殷实,遂起攫夺之心,派人在祁县渠家‘商借’白银30万两。渠家无奈,只好应允。”这段话值得商榷。一、关于对阎锡山的称呼阎锡山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当年即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以及同盟会内部军人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回国后,担任军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阎锡山参与领导了辛亥太原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军     

孙中山主动接受新闻监督

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新闻事业,早在兴中会成立以前,他就进行过积极的报刊活动,并充分地肯定了现代报刊在开启民智、阐述新理论及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他主张中国要像西方国家一样,大办“学会”和“学报”,以“推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工作,他还亲自撰写《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之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始终以国民公仆自居,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     

国民党三朝元老陈立夫

留洋硕士弃工从政陈立夫,原名陈祖燕,浙江吴兴人,出生于1900年。父亲陈其业,清末廪生,母亲何氏,叔叔陈其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江浙沪负责人,曾任沪军都督,孙中山称之为一代“人杰”。因与蒋介石有过“安危同仗”、“生死与共”的患难经历而义结金     

杰出报人邓季惺女士的传奇人生

《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9月9日,报名仿照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期的《民报》,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在继承革命传统之外,有“作育新民”之意,是民国时期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     

刘师培：读书人的种子

1907年,刘师培携母带妻,与同盟会会员苏曼殊一起东渡日本。章太炎得知消息后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说：“申叔（刘师培的字）来了,吾道不孤矣!”汪精卫问：“申叔是何人,使你如此欣喜？”     

魏克明“三劝”赵树理

1937年“七七”全民抗战爆发后,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热血青年魏克明奔赴山西投身民族革命。他在太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牺盟会的组织宣传工作,不久调至阳城县担任县牺盟分会特派员。     

毛主席与仇鳌在建国初期的交往

仇鳌（1879-1970）,字亦山,原名炳生,湖南汨罗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组织领导全国第一次反清学运“义葬陈姚”,并参与组织萍浏醴起义。曾任同盟会总部湖南主盟人,也是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在辛亥革命、反袁护法、抗日救国、推进民主共和等方面均有卓越表现,是毛泽东的同乡和老师。     

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

何天炯是1905—1911年同盟会东京本部存续期间,唯一一位与本部相伴始终、一直任职并坚守的重要干部。通过追踪何天炯的足迹,能够揭示中国同盟会的这一重要组织机构——“东京本部”的组织、活动及其作用。何天炯是同盟会创建与发展的参与者,是革命后方基地的守护人,对于同盟会东京本部在生存条件恶劣、内部派系纷争及组织涣散之下维持生存作出了独特贡献,特别是对平衡孙黄两派关系、调和内部矛盾、弥补领袖缺失、维护组织团结发挥了一定作用。何天炯的活动也反映出,东京本部虽后期组织趋于涣散,但仍作为同盟会革命活动的一个后方基地,对于维系革命组织、聚合革命队伍、支援武装起义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以往辛亥革命史记述中对东京本部的作用有所忽视与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