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被日本警视厅拘捕的来龙去脉

一1928年8月1日,在日本流亡已有半年之久的郭沫若遭到日本警视厅拘捕,郭沫若心里马上明白了:东京的警视厅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你是中国人吴诚?”已在郭家门口的警察问道。“是的。”“你的真实姓名是郭沫若?”“是的,我就是郭沫若。”郭沫若镇定地回答,此时已没有必要隐瞒了。“请郭先生跟我们到东京的警署去谈一谈。”警察出示了拘留证,又当着郭沫若和安娜的面搜查了房间,查抄了郭沫若与他人往来的书信、他的日记、一些书刊等等。下午,郭沫若被带到位于东京日本桥的拘留警察署,关进拘留所。被东京警视厅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郭沫若并不感…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

很长时期内,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但是,它们之间却没有直接电讯联系,诸多不便。直到1931年,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直接电讯联系的建立据黄平回忆,他从莫斯科回国,共产国际交通处主任阿伯拉莫夫告诉他说,他们想建立一个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地下电台,报务员已经训练好了。他问黄平是否可以把密码带回去?只是这种密码不能交给任何人,如果别人接替他的工作,他必须重新编个密码。在黄平同意带回这个密码之后,阿波拉莫夫就叫人教给他编密码、用相机拍文件等的方法及写文件的秘密方法。最后还告诉     

中共党史上的叛徒黄平

本文讲述的是中共党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黄平。说他不大,是因为其后半生隐姓埋名,脱离政治,几乎默默无闻;而之所以又说他不小,则由于他曾与博古、张闻天等人同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地位可谓相当显赫。但长期以来,或许是因其叛徒身份,有关黄平的文字十分罕见,极少有人去关注这个似乎已被历史遗忘的人。     

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0月15—16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郭沫若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多个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郭沫若史学、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郭沫若史学。郭沫若是我国的史学巨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历,使     

浅析郭沫若对先秦天道观的研究

本文以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概述了郭沫若对于先秦各个时期天道观的总结,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郭沫若在其历史研究中体现出的唯物史观和人民本位的基本立场。     

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

郭沫若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也是书法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文化领域中取得了多方面卓越成就。但人们却忽视了郭沫若作为政治家的品格层面。我以为,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角度。从这个角度研究郭沫若,能够拓展视野,有利于全面把握郭沫若性格结构的多重层面和复杂矛盾。     

镇远有座海神庙──天后宫

在我国沿海各地及台湾、海南诸省,多建有祭祀海神的“天后宫”、“妈祖庙”一类建筑物。“妈祖”甚至是海外华人最为崇拜的神仙之一。有趣的是,在远离大海、深居内地的贵州省,亦 有几座“天后宫”,诸如镇远天后宫、丹寨天后宫、遵义天后宫以及黄平旧州天后宫和赤水复 天后宫等。黄平旧州原为黄平州治,赤水复兴原为仁怀厅治。在贵州高原的众多“天后宫”中, 尤以镇远天后宫规模最大、工艺最精且保存最好。最近镇远天后宫已经局部维修,正筹建反映 ■阳航运史的“■阳河博物馆”。“天后宫”发端于福建,故后来演变成福建会馆的别名…     

黄平掠影

黄平有远古文化,更有丰富的民族风情、秀丽的山水,具有资源考察、投资开发的价值,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境。黄平地处黔中丘陵向黔东低山丘陵过渡地带,县境内的沟壑纵横,高山流水,迷人的重安江给人一种天、地、山、水交融的感觉,可概括为秀、奇、古、幽四大特色,到过重安江十里古峡的游客,领略这瑰丽奇特的景象后,都赞誉为“又见三峡”。黄平三朝桥的“三朝”二字,确有“三朝”之寓意,三座桥一字排开,横跨在江上,一座建于清同治年间的铁索桥,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雄姿犹存;一座建于解放前由我国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修建的石墩…     

郭沫若五题楹联赞鲁迅

鲁迅与郭沫若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以杂文和小说著称于世,郭沫若则以诗歌及历史剧独辟蹊径。由于社会历史与个人经历的原因,两人未曾谋面,这在郭沫若来说,“是莫大的遗憾”（郭沫若语）。然而在郭沫若的心灵深处,却始终对鲁迅怀着崇敬、景仰和钦佩之情。     

沅江通航考

沅江别称芷江,发源于今贵州都匀、黄平一带,东北流经黔东、湘西,到湖南常德入洞庭湖,全长约四千余里,是贯通湘黔两省的主要河道。该江有南北二源。北源即沅水,亦名潕阳河,出今黄平旧州,东北流经施秉、镇远、岑巩、玉屏,复经湖南晃县、芷江、怀化,折而往南,至黔阳旧治与南源合。南源又有南北二支。北支名重安江,旧称豬梁江,发源于今贵州福泉之马场坪以西,东流经黄平重安江,到今凯里之旁海附近与南支合。南支名龙头河,旧称马尾江,源出今贵州都匀之墨冲附近,北流至凯里境内与北支合。二支合流后称清     

“性格不定”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20世纪三大人物的态度，彰显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政治品格。     

贵州方志（建置沿革）考论（续一）——《黄平州志》《黄平县志》

《黄平州志》十二卷,清嘉庆三年(1798),州人李台(字南有,一字笠山)请于署理知州冉廷淑倡修,州人王孚镛(字序东,一字鹤轩)纂。嘉庆五年(tsoo)书成付梓,道光十三年(1833)增补。一九六五年十月贵州省图书馆根据贵州省博物馆藏增补刻本复制,并据本馆所藏旧抄本、乾隆《贵州通志》、民国《黄平县志》、乾隆《镇远府志》、光绪《平越直隶州志》校补。卷首有候补同知、借补镇远府清江通判、黄平州事长沙周有声(字希甫)序,作序时署思南府知府。嘉庆四年(1799)瓮安傅玉书(字竹庄)序。嘉庆五年署黄平州知州、清平县知县、会稽冉廷淑(字南园)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李一氓与郭沫若

<正>1925年,为支援五卅运动,在上海的四川同乡成立了“上海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李一氓就是在这里与郭沫若相识的,他们不仅是同乡,还是成都石室中学的校友,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结下了几十年的战友和兄弟的深厚情意。此时,李一氓在东吴大学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北伐开始,李一氓和郭沫若一起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并且充当了周恩来和郭沫若的联系人。在南昌起义途中,周恩来和李一氓共同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冯玉祥轶诗三首

冯玉祥是一位爱国名将 ,在战场上叱咤风云 ,为世人熟知。“七七”事变后 ,冯玉祥赠给郭沫若三首诗 ,据查 ,这三首诗在冯玉祥的诗歌选中没有选进去 ,见于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1937年 9月 12日、13日、14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 ,蛰居在日本的郭沫若毅然别妻抛子 ,回国参加抗战。 7月 2 7日 ,郭沫若回到上海后 ,立即由中共长江局为他恢复党籍 ,受周恩来等直接领导 ,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开展抗日民主救国的革命活动。9月 7日 ,郭沫若坐车抵达昆山 ,就上海抗战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采访陈诚将军 ,恰巧陈诚到前线去了。郭沫若不期遇到了…     

画情——傅抱石与郭沫若的交往

正傅抱石结识郭沫若是在1933年春天。当时,傅抱石刚入而立之年,东渡日本考察工艺美术,而郭沫若正流亡日本,蛰居于东京乡下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金文研究。他由南昌旧友朱洁夫引荐而得见郭沫若,十分投契,遂成莫逆之交。他时常登门拜访郭沫若,求学讨教。郭沫若则十分喜爱傅抱石的聪明能干和勤勉好学,很信赖他的诚恳忠厚和认真踏实。1935年5月,傅抱石在日本银座松板屋举办为期三天的个展,高朋满座,好评如潮,其中也得益于郭沫若的力荐和奔走之功。     

陈明远谈郭沫若

陈明远教授曾有神童之称,从小就与郭沫若、田汉等"世纪老人"相识交往。本文是他专谈与郭沫若交往以及他所知道的郭沫若的一些情况。     

永不重操同室戈——郭沫若战后访日纪事

今年,恰逢郭沫若诞辰11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不由想起1955年12月作为一名翻译随郭沫若访问日本时的情景。那是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相隔18年,也是他战后仅有的一次访日。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但郭沫若在日本却受到人民外交的最高礼     

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及其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建树卓著,被誉为"我国现当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郭沫若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页).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上,第4页),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即所谓"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开始说")等学说,并将曹操、武则天与王安石等历来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封建史观下解放出来.郭沫若对王安石研究着墨不多,主要有三篇,即<王安石>、<王安石的〈明妃曲〉>与<读〈随园杂记·评王安石〉>.(分别见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53页;<沫若文集>卷一三<天地玄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以下同,第408～412页;<郭沫若集>,第581页)前者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论,后两者是针对王安石诗文而言.郭沫若是一位文史兼通的大家,对王安石政治与学术的评论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可惜,学术界研究对此注意不够.研究郭沫若史学者,如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巴蜀文化研究基金会编撰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叶桂生与谢保成所著的<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等,在讨论郭沫若"人民本位论"时,附带提到郭沫若对王安石的态度,极为简略.而研究王安石变法者,如李华瑞所著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也只是提及郭沫若评价王安石的基本立场.至于郭沫若研究王安石有哪些内容,有何特色,学术界并未涉猎.有鉴于此,略陈浅见,以引起大家对此关注.     

谈郭沫若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

郭沫若一生著作颇丰,内容涉猎较多,他同我国古代文化的联系是极其宽广的,他的文学创作不仅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了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且在历史精神和时代特征上吸取了我国历代文学家,思想家的精华,从而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艺术特色和狂飙突逆的思想精神风貌。鉴于此,探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