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温济泽的最后留言

沉痛悼念温济泽同志今年4月16日不幸去世的温济泽,是在我国科学界、新闻界、思想界广受尊敬和爱戴的一位老同志。他在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坎坷,蒙冤受屈,但始终无怨无悔地献身于党和人民。他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科普事业和新时期研究生教育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还是本刊热情的指导者和支持者。本期特发表李锐的文章以表示我们真挚的悼念。     

洪丝丝先生关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的一封旧信

去年是本刊创刊 1 5周年。为纪念创刊 1 5周年 ,本期特增加此栏目 ,刊发本刊老编辑、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前副所长方雄普研究员为纪念本刊首任主编、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首任所长洪丝丝先生所撰写的文章 ,以表达我们后继者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同时 ,向读者介绍本刊为纪念创刊 1 5周年召开的两次座谈会的情况 ,与读者共勉。     

史学理论与改革开放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史学理论研究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先导,为了推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本刊拟分两期发表部分学者的笔谈,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     

30年后的新起点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史学理论研究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先导,为了推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本刊拟分两期发表部分学者的笔谈,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     

史学理论研究30年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史学理论研究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先导,为了推动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本刊拟分两期发表部分学者的笔谈,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读者的关注。     

掌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文物工作的法律武器——学习新文物法札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于2002年10月28日在九届全国人大第30次常委会修订通过并颁布实施,这是全国文博界的一件大事。为做好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学习,自本期起,本刊“文史园”版块特开设“学习文物法”专栏,陆续发表文博界有关领导、专家撰写的专题文章,供广大文博工作者学习参考。     

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

今年12月16日，是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的20周年。在两国建交前的1971年4月，毛主席、周总理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大大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国际局势的新发展。高梁同志的这篇回忆文章，已选入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驻外记者丛书》，经征得该丛书主编及作者同意，本刊本期先予发表（略有删节），为此特致谢意。     

印度史学界关于印度古代史分期的研究——在中国南亚学会印度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

《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主编、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吉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王藻教授,因病久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与世长辞。本刊特发表王藻教授的这篇学术报告,以兹纪念。     

应该留下真实的历史

师秋朗同志是本刊第５期所刊师哲同志《我所知。的康生》一文的执笔者。她对于本刊未经作者同意,删除了稿中若干重要内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诚恳接受作者的批评。本期我们还发表了对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一文的意见和补正,前此还发表过关于《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一文的来信,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来共同关心和监督、改进本刊的编辑工作。 本刊主要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作品,而历史是不容掩盖、歪曲和伪造的。有关的作品作者可以各抒已见,做到文责自负,编者也有责任使作品从内容到文字上更臻完善。 为尊重作者意见,我们将师秋朗同志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将信中所说的删去部分补登于后。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选载之一)

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记述了我国著名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前所长谭其骧教授创建和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一生。全书约三十余万字,是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系列丛书《历史学家:往事与沉思》中的一种。为使读者先睹为快,本刊征得作者和出版社同意,特选择书中的若干片断,披露于世,以饷读者。这些片断虽然仅占全书的一小部分,但或可从某些侧面反映谭其骧这位史学大师的为人处世和学者风范。欲观全貌,还请读者阅读原书。 在发表《悠悠长水》片断的同时,本刊还发表由葛剑雄整理的《谭其骧日记选》。     

史学寻找自己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

本刊自1993年第1期发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宗智的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并展开讨论以来,已连续发表了四期讨论文章和讨论会综述,本期还发表了史翼“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综述以及五篇在1993年12月1日本刊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有关这次讨论会的综述见本刊1994年第1期)。至此,这次讨论暂告结束。今后,仍欢迎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研究者继续来稿,但本刊不再组织专门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从宏观上进一步深化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研究,加强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本刊编辑部和安徽行政学院于2009年11月2～3日在合肥市联合举办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本刊编委会主任朱佳木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的主题报告(本期全文发表)。会议邀请了40多位学者以文入会,围绕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内涵与外延、概念与范畴、理论与方法、学科定位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学科体系的构建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热烈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在中国当代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推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现将提交会议的部分论文以笔谈形式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陈明访谈录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读者通过不同途径,对于本刊2000年第7期发表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提出了批评。中国丁玲研究会的一些学者还为此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些批评意见是中肯的,使我们感到了读者对本刊的关心,也使我们看到了工作的某些不足。本刊记者最近就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采访了陈明同志。     

雅典的瘟疫（公元前430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此时此刻,我的朋友,您的这扇窗将在这里向世界敞开,迎接和感受历史的八面来风。从本期起,本刊特开辟“世界之窗”栏目,陆续刊登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击者亲历的历史事件或场景纪实,与读者共飨。     

丹心照人──首都隆重纪念茅盾百年诞辰简录

丹心照人──首都隆重纪念茅盾百年诞辰简录［编者按］为纪念茅盾百年诞辰,本刊曾于今年第２期发表了周恩来的秘书张颖撰写的《茅盾与周恩来在重庆》和茅盾的秘书孙嘉瑞撰写的《于微细处见精神》。为全面纪念沈雁冰（茅盾）,本期特再辟专栏,继续发表有关文稿与图片。由...     

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到“软着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继上次发表《国有企业改革的曲折与前景》的谈话(见本刊1997年第6期)以后,再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及其与物价、就业等的关系,对如何从这些方面认识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深入浅出的述评。     

学习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在当代中国史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中深入贯彻全会《决定》的精神,本刊特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结合上,对《决定》进行深入解读。     

也谈公仆意识的起源——与申晨星同志商榷

本刊1988年第3期发表了申晨星同志《论公仆意识的历史发展》一文后,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它的研究价值。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是繁荣和发展学术的活力所在。本期选登徐波同志的商榷文章,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也欢迎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同志抒发己见,参加讨论。     

沉痛悼念刘大年同志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本刊编委会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研究员不幸于1999年12月28日病逝,这是本刊的巨大损失,是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为了表示本刊的深切哀悼,特发表如下一组文章：刘大年逝世讣告、刘大年先生关于回忆抗战经历的遗作、本刊主编悼念刘大年先生的文章,与广大读者同申悲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