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文革"的 外国人

1966年,狂潮陡起,中国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 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 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 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文革初起时,80岁 的斯特朗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 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 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 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傅连璋之死

1951年抗美援朝时,林彪推说有病拒绝担任志愿军总司令赴朝参战。毛泽东对林彪十分器重和偏爱,不仅不批评他抗拒赴朝的行为,反而关心他,让傅连璋组织专家为他检查身体,真相大白,林彪是装病,而且有吸毒的恶习。傅虽是奉毛泽东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但却因此埋下祸根。1966年“文革”开始后,林彪便利用职权直接迫害傅连璋:殴打、游斗、抄家。在军委卫生部机关和宿舍大院内,揭露傅“罪行”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1966年8月29日,傅写信给毛泽东求救,毛泽东很快就作了“似应保护”的批示。但是林彪置若罔闻,1968年3月14日清晨,又将傅连璋和妻子陈真…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演变到崇神状态，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3;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183;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光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韶山铁路修建始末

这条铁路只有21.4公里,它当年的风光决不亚于今日之京九、南昆。它是中国铁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韶山铁路一开始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更谈不上科学论证,而由红卫兵几张大字报喊修就修;它被涂抹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郑重提出:“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     

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     

文革：1972.10-1974.10顾准在读书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封闭式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左”倾理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引导、反革命集团的蓄意煽动等,都被认为是引爆“文革”的诱因。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     

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与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们也被卷了进去.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民众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 外国专家也写出“马列义大字报” 文革开始后,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4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我逼迫林杰制造假声明

这件事既是我在“文革”中直接向一位“大人物”发难的一次派性活动,同时又是诱发我后来告别派性、告别“文革”的事件之一。大约是在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在刊登陪同毛泽东接见活动的人物照片时,经常是左边为林彪,右边为周总理;在报道参加者的名单时十分突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而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反而或排在后面或根本不让出名字。这种不符合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排列顺序,往往被“红卫兵”当做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文革”中的时传祥

1966年8月之后,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席卷中华大地。 时传祥,这位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一不当权,二不搞学术,“文革”中他却首遭冲击。     

宋庆龄的人生晚景

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与毛泽东同龄的73岁的宋庆龄心情就很沉重。她忧国忧民,常常终夜不得安枕,以作画来排忧解愁。随着运动的深入,宋庆龄也受到了红卫兵的猛烈冲击。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宋庆龄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