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国民政府的几个问题

关于重庆国民政府的几个问题杨光彦,张国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同德、日、意法西斯势力之间进行的一场生死大搏斗。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为这场反法西斯大搏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这场全民族抗日自卫战争中,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号召、推动...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19世纪,英国通过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和外交强制手段,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南京条约,1842年)、中英《续增条约》(北京条约,1860年)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割     

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退让

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退让黄建远收回香港的契机１９４２年,国际形势突变,中国出现了收回香港主权的有利时机。众所周知,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的开始,西方大国,尤其是英美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法西斯德国,在远东地区采取绥靖妥协政策,容...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历来是中国领土。19世纪,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先后割占了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南端,租借新界99年。上述割让及租借本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国有充分权利予以收回。由于英国长期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拒不归还,香港问题遂成为中英之间的一桩历史悬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代表曾在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关于香港居民司法管辖权的交涉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关于香港居民司法管辖权的交涉郭卫东一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拥有完整的司法主权,但这一主权当时已遭到英国等殖民者的侵逼。１８３３年８月２８日,英国议会通过议案,在中国设立刑事和海事法庭,该法庭暂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主持,它有权对...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

张弓等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此书记述了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期间的情况。内容起自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议决迁都重庆,至1946年5月还都南京止。书中分国民     

关于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问题的一点补充

若干年前,笔曾写过一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的章,此后,有学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最近在查阅蒋介石档案时,又发现了一条涉及此问题的重要史料,似还未见两岸学在写章时利用。朱家骅档案中的有关内容,台湾学虽已整理出版,但与档案原件也略有出入。现就几份重要档案稍加整理,就此问题再做一点补充。     

关于税务处问题之中英交涉

所谓税务处问题始于1906年5月9日,这天,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宣布了税务处的成立。同一天,英国驻华使馆代办L·D·康乃吉向英外交大臣格雷报告此事。5月9日的上谕非常简单:“户部尚书铁良著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著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属节制。”(《东方杂志》三卷五期39页) 税务处之设立是清晚期行政变革的一部分。1895年,清廷曾设立督练处,负责培训新军。1901年,又设督办政务处,负责筹划推行“新政。”然而与前两次不同,税务处的成立马上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并作出迅速反应。     

中英关于英日同盟延续问题的交涉

英日同盟是英、日两国为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于1902年结成的军事攻守同盟。1905年续签,1911年再次续签,期限10年,1921年7月13日到期。英国借助该同盟,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交给日本照看,代价是默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拥有的特殊利     

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

首都,是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一个国家的大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历来是统治阶级及其最高权力当局立国施政的首要问题。民国时期,先有民元“定都之争”,后有抗战胜利前后“择都之争”。“定都之争”实质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军阀官僚集团、以立宪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之间的一场斗争,结果是后者战胜前者,定都北京。     

论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1927～1945)

19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帝国主义国家惶恐不安.英帝国主义如坐针毡,为保护其在华利益,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1926年12月18日,英国发表对华新政策的备忘录,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它尚悬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     

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１９４３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陈谦平１９４３年，西藏地方政府关闭了由印度经西藏通往中国内地的畜力运输线，使得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恶化，重庆国民政府计划派军队入藏。英国与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西藏地方政府也乘机向英印政府要求提供或购买军...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论二战后期中英美围绕香港战后地位问题的交涉与斗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英国和中国围绕香港的战后地位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美国政府支持战后由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罗斯福总统为此作出许多外交努力。英国拒绝战后将香港主权交还中国。这样,蒋介石将希望完全寄予美国的支持上。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国与苏联开始进行冷战,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放弃了原来的政策。其结果是英国在战争结束时重新占领香港。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侵犯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为应付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国民党中央于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29日)一方面决议设立军事委员会,以筹划、指挥国防有关事宜;一方面由外交部公开发表《对淞沪事变之宣言》,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逼不已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政府为维护主权完整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当继续严予抵抗”.由于首都南京距已成战场的上海不到200公里,又有长江大动脉及沪宁等铁路、公路相连,如果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势难保全.为免除党政各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与威胁之下,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共同签署发布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2月1日,林森及各院部会首长汪精卫、蒋介石、张继、冯玉祥、李烈钧、李济深、朱培德、叶楚伧等相继抵达郑州,次日即离郑州赴洛阳并相继在洛阳办公,留在南京者,仅军政、外交二部而已,其他各部会则各于南京原址设立驻京办事处(财政、交通两部另于上海设驻沪办事处),以便处理相关的善后事宜.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被束缚的经济自主:战后国民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交涉论析

二战后中国取得了政治独立,经济自主成为较之前历史阶段更为突出的问题。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与在华外国企业的关系更为敏感。国民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关于石油事务的交涉即是一例。国民政府设立国营中国石油公司、开发石油资源和管制石油进口都与在华的国际石油公司产生矛盾,美国政府亦卷入其中。这一系列事件是战后中国政府实现经济自主的重大实践,也是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直接挑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自然资源开发主导权和外资公司管理等经济自主的核心问题。这一例子不但反映了近代中国政府与在华外国企业关系在战后的转变和美国政府与企业对中国的压力,而且也使我们窥见近代中国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自主能达到的程度及所受的限制。它折射出战后中国历史诸多重要变化中的其中一环。     

中日关于设立领事问题的早期交涉

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明治4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与《中日通商章程》,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中日两国筹议修好条规时,日本政府曾想以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条约为蓝本,向中国攫取片面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不平等特权。这些要求使清政府大为吃惊和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