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湘鄂西的“洞穴人家”及其土著文化传统

曹耀文的《湘鄂西的"洞穴人家"及其土著文化传统》则首次详尽披露了湘鄂西地带大分散、小聚居的崖洞聚落这一华南民族志上的一大奇观。无论是土著人文的积淀,还是华南民族史迁入汉人的土著化,湘南永兴诸"坦"、鄂西利川"洞穴人家"、峡江沿岸的崖洞聚落,都清晰地再现了荆蛮故地土著人文"随山洞而居"聚落传统的积淀。     

古村落——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

本文认为,中国聚落中的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的人居空间,有着它独特的人居文化思想。一是贴近自然、融于山水,有着以"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环境构想;二是受"世外桃源"居住模式的影响,使追求恬淡、抒情风格的村居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的向往;三是注重血缘,聚族而居,因此礼制秩序和睦族之风表现明显。以古村落为实例的"人居文化学"研究是对当前日益兴起的"人居环境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宗教研究与文化关怀:从各宗教史研究析陈垣的中华文化观

陈垣的宗教研究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关怀。在基督教研究中,陈垣的文化关怀体现在"使基督教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地位"的基督教本色化观,认为基督宗教不可能也不会替代中华文化,只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可以并入他在研究各种外来宗教中体现出来的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中华文化观",即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外来宗教、文化无不融入中华文化,但是不能改变后者;中华文化海纳百川似地容纳外来宗教、文化,本身得以丰富,但是本质不变,强调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抗日战争时期,陈垣的"民族文化关怀"表现为用佛教道教著述,表彰遗民,阐扬气节,并论述宗教保存发展民族文化的观点,侧重的是中华文化的长久生命力。陈恒的文化关怀体现了陈垣对自身和国家民族处境的深刻思考,在现实中都有对应,基督教本色化观对应陈垣的宗教信仰以及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华文化观对应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观点,民族文化观对应外族入侵的文化保存和发展问题。我们分析陈垣的宗教研究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珠江文化与海洋文化

(一)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同仁,在完成《中国珠江文化史》课题之后,即请缨向"中国南海文化研究"的课题进军,主要缘由在于两点:一是纵深发展的感悟,即在历时多年的珠江文化研究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要真正地把握珠江文化的特质和古今发展走向,必须再前走一步,持续研究珠江文化与中国南海以至与世界海洋文化的关系;二是当今时代的感悟,即海洋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和焦点,越来越受到举世关注,尤其是近年中国南海主权及开发之争白热化,掀起了政治、经济、外交以至军事上的纷争波澜,从而也必然链接于史地和文化上的来龙去脉及其风风雨雨。联合国在《21世纪议程》中指出:21世纪是     

文化下乡:公共文化传播的强农逻辑与服务路向

我国公共文化之间的区域"鸿沟"和城乡间"二元结构"的存在,致使文化下乡的强农逻辑贯穿于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切入点的文化传播进程中。目前,农村公共文化传播的强农逻辑表现出文化传播与农户需求的三重张力,即文化政策的推行与农户需求的脱节,传播媒介的嵌入与文化政策执行的异化,村落共同体的解构与城镇化的冲击。对于传播媒介的服务路向而言,有必要理清"三农"信息与政府服务传播的互动关系,依照农民的职业分化进行传播内容的更新,逐渐拓展多元媒介的宣传渠道,凸显"文化下乡"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

在令大多数中国人长期困惑的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胡适化与看来同自己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现代世界新文化泰然相处,并怎样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的新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相协调和继续发展.胡适指出,各民族的文化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因此,不存在所谓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这种大分别.胡适又指出,历来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的常态都是自由选择,各取所需.胡适还强调指出,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根本保守性",也就是所谓"文化本位".这个"文化本位"实际上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来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文化的关系,化解种种困惑,较好地解决近代文化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1世纪海岱东夷文化研究述评与展望

海岱东夷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历经近60年完成了文化谱系的建立,为21世纪全面深化研究海岱东夷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21世纪海岱东夷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涉及海岱东夷文化的社会属性、与周邻文化互渐以及文明化进程等,这些研究成果为证实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海岱东夷文化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系统化、具体化和深度化,以促进相关研究的纵深开展。     

中原古环境与文化

中原,地理上泛指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史称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之"中",不仅是因为它们相对于早期华夏族群天下认知中的地理位置居中,而且也是指其在地理、气候、生物、环境与文化的交汇互动中所体现的多样性,多维性与适中性.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乃至东亚大地的文化互动中一直扮演着枢纽性角色.在早期中国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庙底沟化(华化)"与"二里头化(夏化)"均具有中原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形成与扩张是早期华夏传统形成过程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整合与布局,"庙底沟化"被看作是最早的"华化";二里头文化被学术界普遍视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文化,"二里头化"也可视为是"夏化"——经过"华化"之后的"夏化",早期中华文明的内核"华夏"至此显然已经成熟,框架结构已初步确立.充分证明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     

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

皮毛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畜牧产品。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埠通商,在天津口岸的经济辐射作用下,大量西北皮毛通过黄河水运汇集至包头后再通过平绥铁路运至天津出口美英等国,皮毛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量西北皮毛的出口也成为西北地区皮毛业外向化的重要表现。但抗战爆发以后,西北皮毛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路线改为向西汇集兰州后再通过甘新公路或甘新大道运至猩猩峡出口苏联,使得苏联取代战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皮毛进口国,这也直接推动了战时中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其次,由于战时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较战前出口运输路途艰险,加上战时出口市场萎缩等原因,造成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较战前减少。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的减少,迫使部分皮毛出口转内销,西北皮毛业从战前外向化开始转为战时内向化。西北皮毛内销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大后方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战时西北皮毛业的内向化一定程度上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新的动力因素。     

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的背景及其政治和文化意涵

王安石在宋英宗朝一直閑居江寧,不肯回朝復職,因爲他和當政的首相韓琦有很深的矛盾。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後,北宋朝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神宗很早就對王安石具有深刻的印象,希望將他召回委以重任;另一方面,神宗對長期專政的韓琦産生不滿,希望收回下放已久的權柄。次相曾公亮爲了排擠韓琦,力主再次召用王安石,並與參知政事吴奎産生齟齬,這些矛盾最終在治平四年閏三月的一場御前辯論上集中爆發。嗣後,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這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象徵和文化隱喻意味的任命,在政治上象徵神宗、王安石"君臣合作"的開端,在文化上隱喻王安石"以道進退"與"觀時而動"相結合這一出處哲學的成功實踐。     

“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论坛”召开

正2019年12月24日,由郑州大学主办的"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论坛"在河南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博物馆等单位的50余名学者,围绕"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两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一、"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刘庆柱认为黄河是中国的象征。"黄河""黄帝"居"中","中"是国家的象征。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     

“汉流”——浅谈汉字对韩国文化的影响

种种原因的影响,韩国文字的去汉字化,无法使用汉字的最大利益——辞义精简。导致严重的外来语过量,新语汇无法藉由固有文化创造的积淀,使语言仅留其形而丧其精魂。如今,韩国已经无法回避汉字对其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问题。汉字作为中韩两国的文化纽带,给韩国的文字、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语境与路径:“印度戏剧输入说”考论及其学术史意义

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戏曲学界,诸多学人从印度戏剧的体例与题材中探寻中国戏曲的渊源,"印度戏剧输入说"兴盛一时。这一研究命题的出现,不仅与一些学者的个人学术兴趣相关,并且与当时的整体学术与文化语境相勾连。晚近佛学的复兴将文化研究的视点引向了印度佛教与文化,进而催生了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路;"文化移动论"等学说的建构与引介则为其发展提供了人类学与地缘学依据。而随着这一"外向"式探究过程的衍化与深入,从传统剧曲出发的"内向"研究模式也在同时萌生,更重要的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南戏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观照,史著中的南戏书写范式从文本著录逐渐转向了剧场艺术的综合描摹,推动了现代南戏研究的专门化进程。     

河洛文化滥觞

河洛故地,曾因雄踞于中原,被称为"天下之中",谓之"中国"从区域概念上讲,它是黄河由河曲、渭河而东中经砥柱之险,过孟津、洛河,流入平原,这一大段大河之南的地区,古称河南地,叉称河、洛地。大体上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地区。《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作为中华始文化,河洛文化的范畴早已超越了区域的界定,惠泽华夏、彪炳千秋,集中央文化、国京文化、国都文化干一身,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的主脉与源头。比如标志华夏慧根帝王之学,思想恕渊薮诸子百家及儒释道文化。它的博大精深、璀璨闪耀还体现在源于河南渑池以精荧彩     

舜水东渡与中国文化的周边扩散

在朱舜水东渡之前,日本弥漫着空疏学风,佛教和禅化的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舜水在明亡后赴日乞师,无奈居留二十余年,却得以延续中华慧命于异邦。他传播"实学"思想,积极反佛排佛,并培养大批人才,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和文化;开启德川一代儒学,终使日本成为儒教国家;同时他也是明治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朱舜水在一定程度上以中国文化精神改铸了日本,向日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与殊胜,对中华文化的周边扩散做出了重要贡献。     

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

"天子地"是中国民间故事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借鉴文化记忆的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正统论"入手,尝试分析该故事类型作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如何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双重文化记忆,即"作为顺服的回忆"和"作为反抗的回忆"。而风水术数作为一种象征文化系统或知识—实践体系,参与阐释和传达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进而左右了中国人在"事生事死"活动中的历史心性、行为模式。     

礼俗化:新乡贤的组织方式及其文化逻辑

进入新时期以来,发源于我国东南沿海乡村地区的新乡贤现象日渐活跃,关注、梳理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传统也开始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与古乡贤相比,当代新乡贤群体在组织方式与文化逻辑层面皆呈现出明显的礼俗化特征。从具体运行机制看,新乡贤的礼俗化主要表现为文化主体的双重认定、日常组织活动的人情"在场"及道德伦理的价值约束等方面。礼俗化现象的背后,还隐含着新乡贤介入乡村生活的两种文化逻辑,即礼俗一体与礼俗分立,而这也可能是新乡贤未来充分融入现代乡村社会的内在核心意涵。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蕃即河北保定的古博水;契"封于商",商即漳,即冀南豫北的漳水。博水流域是商部族先王契的祖居之地,漳水流域是商部族由博水流域逐步南迁后的居地。在夏末商初时商汤南渡黄河来到郑洛地区,并在这里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这样,随着商部族的逐步南迁,留下了三个阶段的商文化,即保北型先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郑洛地区的先商及早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是南迁过程中的中间站,不应该成为寻找先商文化源头的出发点;立足于保北型先商文化,并探寻它与河北龙山文化的承袭关系,才是寻找先商文化源头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