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

商代中叶,古蜀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与商文明比肩而立.古蜀国因控制了南中而拥有富足的铜、锡、铅资源,而商王朝对云南的关系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商王朝要获取云南的青铜原料,只能通过古蜀国.从殷墟卜辞和汉中考古可以知道,商王朝并没有征服古蜀国,古蜀也不是商的臣属方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古蜀以南云南地区的青铜原料,商王朝必须而且只能采用贸易方式,通过蜀为贸易中介的途径来取得,甚至有可能直接与蜀进行贸易,从蜀人手中获取青铜原料.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古蜀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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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方·虎方考

一 1986年安康出土西周晚期重要青铜器《史密簋》,其铭曰: “唯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日东征,(合攵)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灌不坠,广伐东国……。”在西周金文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卢方,第二次出现虎方,从而为廓清这两个方国的来龙去脉及其与周王朝的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簋铭大意是: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两员     

虎卣新论

虎卣即著名的青铜虎食人卣。器表是一组龙、凤、虎相斗的纹饰,人是御龙的珥蛇践蛇神,神人面对虎表现的是戏虎、弄虎。虎卣的装饰象征狩猎、治兵、敬奉山川。     

古蜀青铜文明初探

<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知,早在3000多年前,以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古蜀王国便已雄踞成都平原,形成了一个辐射甚远的青铜王国。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平原腹地的“蜀”又与峡江地区的“巴”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后世所称的“巴蜀文化”,并在秦、楚及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蜀文化逐渐消逝,并在西汉中期彻底融入到了秦汉主体文化之中,古代的巴蜀文明最终被封存于史书的只字片语中。     

三星堆服饰文化探讨

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了解古代蜀人服饰文化,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古代蜀人不仅有形式多样的冠帽和服装,而且有各种装饰品,特色鲜明,自成体系,说明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已经大致形成了一套服饰制度。丰富多彩的三星堆服饰文化,是和当时古蜀王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地展示了古蜀青铜文明的繁荣和辉煌。     

记湘西新发现的虎纽錞于

最近承蒙湘西朋友告知,在湘西的大庸、吉首、靖县又新发现了一批虎纽錞于,个别錞于上还有一些图案符号.这样,在湘西一带先后发现的虎纽錞于,据统计,其数量近四十件,这些古代青铜乐器在湘西地区的陆续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南方的民族和湘西的古代历史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本文试就新发现的这批虎纽錞于作些简要的介绍与论述;并向专家和同志们求教.     

虎的别称

夏历戊寅年属虎,习称“虎年”。自古以来,我国对老虎还有一些有趣的别称。山君这是根据《说文》的解释而来的。明代未谋讳所著的《虎苑》中说：“虎为兽长,亦曰山君。”李耳西汉杨华撰的《方言》中说：“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或谓之‘李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李耳”当作“狸儿”,“狸”是猫一类的动物,俗称野猫。虎与猫同科,且形状相似,所以至今南方一些地方仍把老虎叫“老猫”。大虫晋于宝《搜神记》中载述：“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与虎,不噬,乃宥之。故山名大虫,亦名大灵”…     

成都人的“根” 成都城的“魂”(续二)

一部先民寻找最佳定居地的迁徙史一脉相承。宝墩、三星堆、金沙村,古蜀文明的三部曲。“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三星堆文明”处于亚北方期,气候极端干旱,伴以突发性洪水。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大致反映柏灌、鱼凫两个王朝的历史与文明。     

虎鎣说略

<正>2018年12月,国家文物局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划拨了一件青铜鎣,因流管上装饰卧虎形象而被称为"虎鎣"。笔者全程参与了此次文物鉴定、运输、移交、入藏等工作,现将此器介绍如下,并略谈一下对此器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一虎鎣器身宽矮,侈口,短束颈,宽折肩,腹     

庚寅话虎

2010年是农历庚寅年。 虎的额头纹隐藏着一个“王”字,虎也被称为“百兽之王”。在人们心目中,虎是威武、刚强、气魄、智慧的象征。帝王居住的京城被人们称为“虎踞龙盘”,衙门公堂竖着“虎头牌”,上书“肃静”、“回避”,勇猛、得力的文武官员被称为“虎将”,调动军队的最高信物是用铜铸成的虎形物,叫做“虎符”。     

商代青铜神秘纹样——“人虎母题”新论

<正>在中国古代美术中,经常可以见到人虎母题的装饰风格。商周时期,我们看到的人虎符号具有比较丰富浓厚的宗教气息。其中最著名的两件虎食人卣(图一)和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就表现出了某种人虎紧密相依的神秘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虎母题便成为商周青铜     

巴蜀青铜兵器表面“虎斑纹”的考察、分析与研究

巴蜀青铜器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巴蜀青铜兵器除了有其独特的形制、巴蜀符号以外,在其表面还常见一些精美奇特的斑纹。这些斑纹呈现银色或黑色,俗称“虎斑纹”(图一、二)。对这种斑纹的成分、结构及其工艺原理目前尚缺乏研究。下面介绍作者近期对“虎斑纹”的一些研究成果,供研究者参考。一带斑纹兵器的考察在有关文物考古单位大力协助下,对巴蜀青铜兵器,尤其带斑纹兵器进行了调研。考察的单位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彭州市博物馆、什邡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考古研究所、涪陵文物管理所、忠…     

丝路羌人虎图腾舞小论

在青海省黄南地区一个叫年都平的土族村子里,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带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的虎舞。每年农历12月20日,是传统的祭神驱鬼日。七名男子赤身露体,在面部和身上用锅底灰绘以虎头形和虎斑纹,两手举树枝。他们从村外踏着原始拙朴的舞步进入村子。进村时,一名头戴五佛冠的饰虎者敲着单面羊皮鼓,与另一名打锣的饰虎者立于村口,与巫师一起击鼓鸣锣、诵祷舞蹈。其它五名“虎”则越墙进入各家,见肉就“叼”,见馍就拿。如果家中有病人,“虎”在病人身上跨越几次,意在驱魔,而肉、馍是家人提前准备好的,“虎”拿去的越多越好。之后,五只“虎”在巷道中列队而行,并向围观者炫耀拿到的     

商代虎方文化初探

商代虎方文化初探彭明瀚关于商代的虎方,史籍缺如。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成功释读,为研究殷商史提供了大批“实录”性的史料,揭开了殷商史研究的新局面。甲骨学家从甲骨文中考定出虎方,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虎方的地望进行了许多...     

三星堆纵目式青铜面具的人类学意义

三星堆纵目式青铜面具的人类学意义王纪潮１９８６年广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商代青铜面具中有三件面具（Ａ型）的眼睛呈圆柱状突出眼眶,特别引人注意①。联系到《华阳国志·蜀志》中“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一段文字,学者们把它称做“纵目式面具”,认为它代表古蜀...     

巴族蜀族彝族之虎考辨

巴族蜀族彝族之虎考辨钱玉趾巴族蜀族都崇虎。唐人樊绰《蛮书》卷十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说，巴人信白虎图腾。巴出土的巴族器物中虎纹较多，小田溪墓葬出土有虎纽于，湖南也发现有巴国虎。枝江出土的巴人柳叶...     

虎塘幽境

过了飞流湍急的黑水河,便进入景区。这里峡谷幽深,林木蔽日;山峰奇峭,怪石嶙峋,溥杰先生在虎塘沟欣然题下“虎塘幽境”四个大字,如今已镌刻于巨石之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什邡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什邡市召开。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为主题,并就古蜀文明的保护传承展开全方位深入讨论,议题涉及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以及科技考古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硕。为开展桂圆桥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研究、保护以及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和中肯建议。     

万县又发现虎纽錞于

1989年7月14日,万县甘宁乡高梁村7社村民发现铜器,当地政府报告了县文化主管部门,笔者当即到出土地点调查。甘宁乡东距万县市30公里,瀼渡河从北至南穿过平坦的甘宁坝。这里是三国时东吴甘宁将军故里,故有此名。出土器物为一件青铜虎纽錞于(图一、见封底)和一件四环纽罍盖,发现时被卡在甘宁坝西侧山地溪沟旁的巨石缝隙中。在调查中得知,此处小地名叫六岗口,似与军事活动有关。这是继三十年代万县发现过于后又一次出土同类器物。离此不远的观音岩有一清光绪十二年修路碑,碑文中有“观音岩地属幽径而道居要津,左通三正铺,右达高峰场,下至瀼渡河,实陆路通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