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的第一缕晨光 古蜀文明遗址

得益于周围连绵的群山和高原的阻隔,四川盆地孕育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片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先秦时期这里有一个名为“蜀”的古老王国。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征服,其后的文明进程也逐渐淹没于中原文明的洪流之中,有关先秦古蜀国的史料记载只言片语,仅留下语焉不详的远古传说。     

遥远的故乡有一缕炊烟

炊烟在故乡的天空里是一首伟大而多情的诗。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刮风还是下雨,它都美丽地飘摇在我家的屋顶,袅袅娜娜,温温亲亲,自由淡然,一首又一首,向天空表达着深深的情意。     

浅议阊阖门遗址的保护

本文通过对已经发掘出的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闯阖门进行的保护方案设计过程的思考,寻找土遗址保护的有效途径。     

殷墟遗址：看得见的华夏第一王朝

许多代以来,殷墟的名字一直在历史上忽隐忽现,它被传说为商王河亶甲的城,建于洹水南岸……这个传说已经无限接近真相,然而直到清末甲骨文被人发现,安阳小屯才被确认是殷墟所在,商代历史自此成为信史,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以深邃阔大的面貌走进了世人的视野。     

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

一九八○年五、七月问,洛阳博物馆对隋唐东都洛阳含嘉仓城的德猷门(北门)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德猷门遗址位于洛阳市老城北郊,即今驾鸡沟村西,岳村北的邙山脚下。隋唐时期含嘉仑城北墙与东都外郭城北墙同属一墙,门址即在仓城北墙的偏西部。城门为单门洞土木结构。目前地面保存的城墙宽度为17米,门洞的长度应与城墙的宽度相等。除城门南部被公路所压未发掘外,实际发掘南北长12.46米,东西宽4.9米。方     

后李文化遗址的地貌学观察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考古资料的相关线索,对后李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和地貌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后李文化时期的地貌特征。后李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鲁北地区的泰沂山前地带,后李、月庄、西河等遗址旁边均为深切的河谷。后李文化时期的地貌与今天相比有较大的区别。在后李文化之前,河流处于泛滥加积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一直延续到后李文化前期。随着地层由黄色粉砂转变为红褐色调的古土壤层,河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下切,河道开始固定下来。但此时河流下切的幅度是有限的。总之,当时后李文化遗址的地貌特征是山前地带的河漫滩或者低阶地的位置。在后李文化之后,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继续发育气下环境的古土壤;二是再次被冲积层所埋没。本文最后根据地貌重建的结果,对后李文化时期聚落的地貌位置和特点、后期地貌过程对后李文化遗址的影响以及地貌与聚落和生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第一章桓仁地方的遗址和高句丽的建国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我们人民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聪明机智的人民。”     

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

秦咸阳宫第一号遗址的发掘已告一段落。为了及时总结、探索问题,以便进一步搞好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必要就遗址的复原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根据遗址勘测,秦咸阳城的范围约在今咸阳市东郊毛王沟以东、柏家嘴以西、高干渠以南、汉长安城址以北。《三辅黄图》记载     

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细石器的观察与研究

2005~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陕西省宜川县龙王辿遗址第一地点进行了7次发掘,发现30000余件石制品及一些动物骨骼和多处与人类生活加工相关的遗迹现象。通过对其细石器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其技术类型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为后来的定居生活奠定了基础。     

生物病害对唐皇城含光门土遗址的危害及防治措施研究

唐皇城含光门土遗址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信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多种生物病害,急需要抢救保护。通过对土遗址生物病害的详细调查,首次发现螨虫类和鞘翅目昆虫对遗址有强烈破坏作用,同时存在的生物病害主要还有蓝藻和霉菌等。本研究分析了这些生物病害产生的原因及腐蚀土遗址的机理,并进行了防治措施研究。这些调查分析,将对遗址进一步抢救保护打下坚实基础。     

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

建国初期广东公安系统发生一起大案,有千余名警官及警员被卷入“中统特务集团”一案中。而为首者则是被毛泽东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时任广州公安局局长的陈泊,他被指控为“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而被捕,后以“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判刑10年,最后死于刑满后的劳改中。此案是纯属子虚乌有的冤案,其经过详情请看《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     

试析湖北盘龙城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

依据盘龙城王家嘴遗址地层之间的叠压和各遗址器物之间的演变关系,该遗址中的第一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一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第二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二期、王家嘴遗址第一和第二期、李家嘴第二期和杨家嘴第二期墓葬为代表;第三期应以原报告中的城垣和城门叠压或打破的第三期、王家嘴遗址第三期、杨家湾第三期和杨家嘴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其中,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应有缺环,而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间应是连续发展的。其第一期和第三期的相对年代应分别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晚的年代相当,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晚于二里岗H9而稍早于H17,即稍晚于二里岗下层一期偏早。相应地,其第一期文化的性质应属南下的夏文化,而第二和第三期文化遗存则应属于南下的早商文化。     

黄淮地区藤花落、后大堂龙山文化遗址古稻的研究

用粒型分析法,对黄淮地区藤花落和后大堂两处龙山化遗址出土的5群古稻作了研究。就粒型特征而言,尽管两群古稻种群内尚有不同类型存在,但相对比较单纯,其主要演化特征已属粳稻类型。     

密闭环境下地下水分变化对唐皇城墙含光门土遗址的影响研究

含光门土遗址属于室内土遗址,通过对土遗址病害、博物馆内温湿度、不同深度含水率长期监测及土样渗透系数、硬度测量发现,在相对密闭环境中,含光门土遗址在冬春季泛碱、剥落及春季严重霉菌等病害反复发生与遗址水分“单向蒸发”周期性变化有关;周围草坪浇水、降雨、城市排水渗漏向遗址内部渗流引起土遗址管涌的直接破坏。分析了地下水分变化引起含光门土遗址病害的原因,提出了在博物馆两侧设置隔水墙为主要措施,防止周围地下水渗流对土遗址的直接破坏作用,保持博物馆内恒温恒湿,防止地下水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劣化影响。本研究可为含光门土遗址保护提供参考。     

高陡濒倾土遗址边坡加固后的变形行为

土遗址边坡加固不同于一般边坡加固是在于其文物属性。对于高陡濒临倾倒的边坡一般采取“去头补脚”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对于土遗址边坡须遵从原状保护的原则。土遗址边坡加固后演化过程具有独有的特征。为此,边坡的变形监测资料对分析边坡变形演化规律及边坡稳定性至关重要。采用南瑞大坝全自动变形监测仪对交河故城513亚区濒倾边坡加固后的变形进行实时监测,精度达0.01mm。通过对变形数据分析,阐明其变形行为特征,进而挖掘加固后边坡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加固后边坡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常态稳变和局部突变特性;变形可划分为明显的趋势性变形、周期震荡式变形和随机性变形。研究结论对于类似土遗址边坡加固效果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乌兹别克斯坦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出土的公元前后的壁画

2015年8月10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教授艾莉森·贝茨女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了"乌兹别克斯坦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发掘"的学术讲座,介绍了近二十年来悉尼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家在阿卡察可汗-卡拉地区所做的考古工作及其重要发现。阿卡察可汗-卡拉位于阿姆河下游,古称花剌子模。讲座重点介绍了该地区公元前后的都城遗址,特别是在西北小城内10号区域发现的一处礼仪建筑。在建筑的回廊和大厅的壁面上均有描绘细腻精美的壁画,其中位于大厅南壁的一处高达6米的人像,显得尤为重要。人像被描绘为侧面站立的姿态,佩剑、头戴高冠,表明他的高贵身份。通过考证人像上衣饰带和颈部项圈上图像的题材,她进一步论证这些图像与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关联紧密。贝茨教授认为这处建筑内的用火遗迹反映出琐罗亚斯德教的存在与影响。在公元前后的遗址中发现这些壁画,说明祆教的象征——鸟祭司在花剌子模存在的年代比以往认识的早5-6个世纪,因而可能需要重新评价花剌子模在中亚琐罗亚斯德教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壁画的发现和释读,对学界研究琐罗亚斯德教图像的产生和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次讲座之后,为了郑重起见,贝茨教授又发来这篇文章,读者可以从这篇短文更仔细地了解有关该遗址及其壁画的内容和解释。     

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

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由元帅刘伯承任部长、叶剑英任代理部长, 上将李达、我、张宗逊等任副部长 话得从1956年说起。 这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6月,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     

读第一期后的几点意见

《炎黄春秋》第一期看了一部分，先写下一些想法。编辑部的开篇文章写得不错。给我的感觉是：高瞻远瞩，眼界开阔，态度鲜明，坚持原则。     

抗战胜利后武昌第一纱厂的劳资纠纷

武昌第一纱厂亦称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武昌武胜门外曾家巷临江大道53号,由武汉工商界著名人士李紫云、刘谷臣等人发起和筹办。当时,李紫云投资50万两白银,刘谷臣投资23万两,还有广东帮、黄州帮棉花商和鸦片烟土商参加投资,     

建国后第一部遭禁的长篇小说

创作于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腹地》,是作家王林拿生命换来的。这部以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为背景,被著名作家孙犁称为“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的优秀作品,1949年9月出版后曾引起热烈反响。但随即遭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受到批判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