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考古中国”暨“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课题推进会的讲话——代《南方文物》“考古中国”专栏开栏语

正从考古学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社会的发展至少具有如下意义。第一是补充了中国上古史,这是其史学意义;第二是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文明的空白;第三,课题代表的从考古学文化研究向古代社会研究方向的转型,标识着学科的发展。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考古学提出文明起源的研究,得益于良渚、红山、大地湾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三十多年的研究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这些令人震惊的文化现象进行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过去与现在

本文根据考古学科研究体系的三个层次,从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的角度,解析了新石器考古学的开端、学术定位、发展阶段及相应社会背景与深层因素,提出了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纳考古学这门学问始于安特生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所肩负的重建中国历史任务和背景,决定了其不可能走人类学之路,在发展过程上也必然性地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深入到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逻辑。     

一部了解民国考古学史的必读书——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

在我国当前的考古学科建设阶段,学科发展应该重视理论的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范式是审视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流标准,中国考古学以文化历史范式为主。陈洪波先生的《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从学科历时性发展的角度梳理了民国南京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考古活动及其社会背景与思想潮流,文章讨论了包括考古学学科定位和学科研究倾向在内的多个问题,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     

古代陶器的研究视野——有关中国考古学方法的几点思考

本文以史前陶器为例,拓展了陶器研究中的新视野：指出陶器并非只是生活用品或文化序列的标志物,它与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要真正全面了解陶器所潜藏的各种古代文化信息,就必须首先寻找获取信息的新途径。就史前陶器而言,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已不能满足考古学发展的新要求,而自然科学技术、考古统计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则是有效地获得材料的主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方法体系的陈旧比考古理论的滞后更加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及其基本理论、方法的形成,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从国外引进的结果。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如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人,都是学习了国外的考古学或人类学之后,回到中国,并在实践中为建立中国的考古学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国考古学科在其实践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个世纪50至70年     

台州路桥境内陶瓷遗存概述

从考古调查资料来看,路桥地区古代陶瓷业肇始于新石器时代,至三国两晋时期趋于繁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限于考古资料,目前路桥地区发现的窑址主要集中在东汉至东晋时期,与桐屿街道高峰村、埠头堂村、盐岙村和杜岙村一带形成一定的窑业集群。本文拟结合考古发掘及调查资料对路桥地区古代陶瓷业发展历程进行探讨,以期了解这一地区古代陶瓷业的发展阶段及陶瓷业技术交流、传播诸问题。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应从高校考古通识课抓起

<正>已经开始第二个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初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最能反映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与发展水平。通过梳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高校考古通识课的建设,回顾河南大学考古通识课的讲授,我们对如何在高校开设和讲授考古通识课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在发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下,反思高校考古通识课的设置,并试图探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验考古学在发展——记1988年全国实验考古学术讨论会

建国以后,北京和上海的不少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在文物断代、文物保护、古代陶瓷工艺、古代青铜和钢铁冶铸技术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近十年来,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湖北、四川、广西和安徽等地的实验考古工作也相继开展起来。这意味着实验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我国形成和发展。     

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日本学者对于古埃及的关注始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学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日本主导的埃及考古实践的展开、日益密切的海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的埃及学也展现出了一些不足,如对文献研究的回避、学科定位的困难等等。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埃及学者活跃于埃及考古发掘与保护的第一线,但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日本埃及学"。文化上的距离、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在埃及学的发展道路上与日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日本埃及学的发展之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个观念变迁的历史检讨

探索发现和珍赏古代遗存,是人类一种古老的传统和情感。与考古有关的关于古代遗存的观念,大致经过了古玩、文物、文化遗产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中考古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范式。当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逐步深入人心之时,中国考古学不仅应该顺应时势转变观念,也需要调整程序与范式,在学术之外关注考古知识的普及,在发掘研究之外关注古代遗存的调查、价值评估及保护与利用的规划和实践,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做出贡献,并保护本学科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     

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

(一) 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将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相联系,以证实文献记载的可信性;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将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比定为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以说明考古发现的意义。就一般的研究方法而言,无论是史学研究者,还是考古研究者,大都是将古代民族的活动时间、活动地域和文化特征与考古遗存的年代、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进行类比。如果类比的结果是两相吻合,那么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使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同一古代民族与不同的考古遗存相联系,同类考古遗存被认定为不同的古代民族。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同一问题,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不但使人们怀疑其结论的可信性,进而怀疑其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近90年来160多种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情况,提出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初创与早期发展、全面发展、复苏时期、成熟发展等四个阶段。现在的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格局,是1979年以来形成的。目前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有所变化．但研究论文与田野资料并重的办刊方针总体上没有变化。近10年来一些刊物新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的内容,这应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三项新的内容。     

栏目主持人介绍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入故宫博物院工作至今。在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从事中国古代陶瓷器的保管、陈列和研究工作,2005年被评聘为研究馆员。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官窑制度与官窑瓷器研究、陶瓷考古工作。     

中国盐业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及考古学者便投入极大的关注在古代盐的生产及分配之上,并认为盐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但由于受限于历史材料的限制,往往只能上推至东周时期。近年来由于三峡水库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工程受影响的区域刚好都是先秦盐生产的重要地区,使得考古学家在抢救发掘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相关的遗迹现象,辨识出许多盐生产遗址,使得我们对于古代盐生产的研究有飞跃性的突破。但相较于美洲、欧洲、日本及非洲地区的盐业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界对于盐业考古的议题仍在初步的阶段,有许多方面值得从国外的相关研究吸取经验。本文将对目前为止中国盐业考古的研究做一简短的回顾,并综合国外的研究案例,提出中国盐业考古学未来研究应着重及注意的方向,以供参考。     

简析中国古代玉璧的发展与演变

本文结合考古发现与研究及古代文献资料,简要论析了中国古代玉璧如何从尊尚的祭器、高贵的祀器、神秘的冥器与信物而逐步庶民化为配饰玩物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史料学的入门指南——评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资料与基础。无论是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是从事其他专业工作,都需要了解与查阅历史上的有关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但是,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考古发现与日俱增,如何查找、阅读与运用自己需要的各种史料呢?我认为《中国古代     

医学考古学初论

近年来,有关古代医学的考古发现日益丰富,并且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缘起、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方法、定位、意义等方面对医学考古学进行了系统论述。文章认为,医学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产生与发展是考古学与医学相互作用并有机结合的结果;医学考古学是以考古学和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人类医学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既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医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文章关于医学考古学的讨论,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医学考古学学科体系,促进医学考古学的发展,推动古代医学文化的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突破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研究和撰述模式,建立了以史学与时代互动为视点的史学史学科新体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等新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关中国史学通史与断代史撰述、专题史和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重视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关注史学发展最新趋势,探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的影响。这些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继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高潮之后迎来了又一发展高峰。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古代城市的历史观察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城市的建置、成熟与发展,代表着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本文所述的城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称之为"城",是一种以高墙围绕起来的具有防御功能的新型聚落形态.通过对古代城址的考古学研究,可以窥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 古代城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史的研究关系极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址考古取得了很多成果,对古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址的出现是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公元前2000～25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等,都发现了早期城址.截至到目前,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城址,学界公认的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最早.中国古代城市自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其规划布局多有不同并进而演变,徐苹芳先生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①.     

贵州史前考古的定位——多学科的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信息化、电脑化、数学化、生态化、社会化、综合化和专业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新趋势。新兴的学科每年都在递增,学科群也在不断地兴起。以研究古代人类遗骸和文化为已任的史前考古也溶入了科学发展的洪流,去寻觅自己学科的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