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渠县南宋《礼义城图》的拼合与考释

2015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对四川渠县礼义城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礼义城图》残片9块,通过对图中各要素的分析,成功将现存残片进行复原性拼合。《礼义城图》直观地刻画了南宋时期渠县礼义城的山形水势、道路房屋、城防设施和大量军事武器等。它不仅是国内发现的第3块宋代城池图碑刻,更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幅描述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城池攻防图。该图展现的是一幅四面围城、多点对战的战争场面,利用多种视角呈现了礼义城的地理空间和历史图景,真实再现了山城防御体系中的攻防场景。     

四川渠县礼义城遗址调查简报

2015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四川渠县土溪镇洪溪村9组的礼义城遗址展开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城门、城墙、水井、池塘、碑刻等遗存,基本理清了礼义城的范围与布局,尤其是在城内发现的多通宋代至明清时期碑刻,为研究宋元战争史以及礼义城的变迁历史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平江图》研究综述

<正>《平江图》是一幅宋代平江府(今苏州市)碑刻城市地图。图碑高270厘米,宽140厘米,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石刻地图。该图现存于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国家测绘资料档案馆存有该图拓片。《平江图》在1917年8月重刻过,主要在原碑基础上加深,没做任何增减。学术界在《平江图》的研究中取得丰富的成果,梳理对《平江图》的研究,对于深化苏州城市史、地图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成碑时间及其监制者从清代开始关于《平江图》的成碑时间就有很大的争议。张勇坚《平江图与古代苏州》1概括了20世纪之前《平江图》成碑时间的五种说法,一是绍定二年     

九域守令图碑

1986年北京召开的《中国古代地图集》编审会议上,北宋《九域守令图碑》,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注目。经会议鉴定,确认它是迄今我国古代地图中,所见到的一幅年代最早,也较精确的以县为基层单位而绘刻的全国地图,决定编入《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集(战国——元)》。《九域守令图碑》的发现,丰富了我国地图史学的早期内容,证明我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领先于世界。     

南宋抗元遗址——礼义城

礼义城在四川省渠县汇西乡洪溪村三教寺,宋代理宗宝祐三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为渠州治。南宋末期礼义城作为渠州治达20年之久,扼守渠江水道,抵抗元军,是宋末坚持川东抗蒙斗争的重要据点。     

《永乐大典》卷一的三幅地图考释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五中的《广州府境之图》、《广州府番禺县之图》、《广州府南海县之图》是目前能查看到的、最早反映广州城市布局的地图,图中不但绘制出城濠形制,而且标注有重要衙署、标志性建筑物、古西湖的位置以及道路网络,为研究宋元至明初广州城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图形资料。一、三幅地图成图年代考订《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五中收录的三幅地图当出自明代永乐朝以前的古代文献中,虽然地图绘制的准确年代无法确定,然从图中广州城的之城廓形制及地理标注考证,此图当绘成于明朝初年。依据如下:(一)此三幅地图中绘成于元代以后…     

宋-元碑刻研究(中篇)

以上谈了几种宋代全国性石刻地图,下面再淡一下宋代有关单个城市的石刻地图。这方面较为著名的有《平江图》碑和《静江府图》碑。《平江图》碑,原藏江苏苏州府学文庙,现仍存。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由平江府(今苏州)郡守李寿朋重整平江坊市所刊。由吕梗、张允成和张允迪勒石。     

探访賨城

随着第二轮修志工作的需要,我们对现属达州市渠县境内的宕渠县、賨城遗址的历史、文物、资料等进行了实地探访考证。2007-1211月下旬,我们《广安市志》编辑部一行6人来到渠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听了我们的去意后,立即安排渠县志办的杨主任负责我们的接待考证工作。我们来到渠县文物管理所,黄所长介绍了位于该县土溪镇城坝村宕渠郡治地的賨城遗址文物发掘、     

明嘉靖戴璟《广东东通志初稿》中广州城图部分考释

戴璟《广东通志》卷首为图经,图经中的《广州府地理图》绘有广州城部分,是目前所见的地方志中最早绘制的广州城图。尽管该图的绘制沿袭中国传统的绘图方法,即“不着经纬,不甚明比例,但略记山川地名,兹不详考”(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但对于明代地方志书及其他地方文献中广州城地图的绘制起着示范的作用,在其稍后成书的黄佐《广东通志》的《广州府舆地图》及姚虞《岭海舆图》之《广州府舆地图》几乎与其同出一辙,由是观之,其影响不容忽视。一、成图背景戴璟,字直光,号石屏,浙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为金坛令,有政声,遂擢为佥都御史,巡抚…     

清代《严禁婪索碑》

1988年10月15日,四川渠县水口乡的文物通讯员王光均反映：该乡居民王宇在修房挖地基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处发现一通清代《严禁婪索碑》。11月9日。渠县历史博物馆派工作人员赴水口乡实地调查,并将此碑运回收藏于馆。这通石碑埋藏于原水口乡政府所在地,青砂石质,长185、宽95、厚15厘米,保存完好。据碑考察,发现尚有一块应接于此碑之后,经再三访寻而不得,此碑碑文作楷书,工整,字径4×3．5厘米,共39行671字。碑版横置,文竖写。现全文酌加标点,录于下：渠县北路水口场士民为遵刊垂久镌书遵行事。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甘三暨四月初六日…     

宋代地理图碑研究

宋代地理图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1961年,该碑与馆藏天文图碑、帝王绍运图碑和平江图碑同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身长2.21米,宽1.06米,厚0.30米,是现存宋代石刻地图中体积最大者。这是一块宋代政治地理图,有别于现存宋代九域守令图碑、华夷图碑和禹迹图碑。 以往有文介绍过地理图碑,作了一些探索性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宋代地理图碑日显重要。 本文试图从地理图的成图年代及其行政区划:图作者的人文思想;地理图的自     

康熙时期穆克登碑初立位置新证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命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赴中朝交界的图们江、鸭绿江江源一带确定两江正源,并在分水岭处树立界碑,史称"穆克登碑"。根据新发现的李匡德《冠阳集·答李君敬书》、首尔大学奎章阁藏《西北界图》和《八道地图》、成海应《北边杂议》等朝方资料,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奏折、清末相关人员的实地考察等中方资料,作者认为穆克登碑最初确实立于小白山分水岭上,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源是红丹水。     

从两块碑谈三边总制下的固原城修筑

明代,固原为“九边”重镇之一,三边总督府又设在固原。在军事防御方面,固原城发挥巨大作用,明代朝廷下令修筑固原城,这一事件记录在了《重修镇戎城碑记》上。另一块碑名为《金兴定三年地震碑记》,与《重修镇戎城碑记》颇有渊源。两块碑印证了固原城的重要性。     

宋刻《平江图》的比例

南宋《平江图》碑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即宋代苏州文庙旧址内,它与《天文图》碑、《地理图》碑、《帝王绍运图》碑合称“苏州文庙四大宋碑”,在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称为“苏州文庙内宋代石刻”。《平江图》碑刻于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是苏州城(当时为平江府治所)的一幅石刻平面图,由郡守李寿朋主持     

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

河北省隆尧县城正南6公里的魏庄乡王尹村北200米处,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二陵共茔,合称"大唐帝陵",简称唐陵(图一)。陵东原有附属建筑光业寺,今已不存,只有唐《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以下简称《光业寺碑》)一通存于隆尧县碑刻馆。陵、碑都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嘉靖戴琮《广东东通志初稿》中广州城图部分考释

戴璟《广东通志》卷首为图经,图经中的《广州府地理图》绘有广州城部分,是目前所见的地方志中最早绘制的广州城图。尽管该图的绘制沿袭中国传统的绘图方法,即“不着经纬,不甚明比例,但略记山川地名,兹不详考”(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但对于明代地方志书及其他地方文献中广州城地图的绘制起着示范的作用,     

龙母与“龙母墓碑”

龙母与“龙母墓碑”陈铁军１９８４年６月,渠县历史博物馆在该县渠江镇文物调查中,征集到题为《龙母墓碑》的碑石一通。此碑长１５７、宽８４、厚８厘米,青砂石质。碑文竖排,作楷书,计１６行,有少许字风化。据上下文意看,此碑不是全文,应另有一石,已佚。该碑右一...     

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初探

我国古代地图,或以帛画,或以绢绘,或以石刻,或以纸印,流传至今的,只有汉代墓葬出土帛画《地形图》、《驻军图》及宋代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坠(地)理图》、《九域守令图》等少数几幅。明代,印刷地图开始普及,散见于各类方志之中;可是,绘制的地图传世的仍然极为少见。镇江博物馆藏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简称镇绢本图),设色彩绘,制作精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本     

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

世界上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是明代许论在嘉靖十三年绘制的,该图描绘了包括镇城、关楼、卫所、营堡、驿站在内的多层次、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九边图说》残卷东起镇北关,西至偏头关西,现存三门峡市博物馆,是许论上呈世宗的副本。《九边图说》采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绘法,对当时流传的,目前研究评价甚高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并未采用,而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反映出明代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人文传统。单纯以科学、定量方法衡量、构建中国古代地图史,是一种基于西方现代制图学的观念。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内在传统。作为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存世多个版本的《九边图论》、《九边图》,只有谢少南刻本基本反映了《九边图论》原貌,其他皆有所改绘。     

关于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参考穆斯林文献等相关史料,借助现代地图及卫星影像这一新的科学手段,对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一方面,对将裴罗将军城比定为八喇沙衮这一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提出质疑,并给出了看法;另一方面,对涉及到的裴罗将军城距热海之距离、西辽都于撒马尔罕的说法、《经世大典图》中"八里茫"之地望等问题亦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