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商周刖刑

商周有所谓“五刑”,史书不乏记载。《尚书·吕刑》提到的五刑是墨、劓、剕、宫和大辟;《周礼·司刑》所载为墨、劓、宫、刖、杀五刑。荆同刖,大辟即杀,周还曾改别为膑。五刑的具体内容,《周礼·司刑》郑玄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宫者,丈夫割其势,女子闭於宫中,若今宫男女也;刖,断足也;杀,死刑也。”其中的刖刑,不唯史书有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过不少实物例证和形象资料。     

从西周铜鬲上刖刑守门奴隶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

故宫博物院藏一件西周后期的铜鬲,长方形,高13.5厘米,口径11.2×9厘米。腹部饰窃曲纹、带纹,下部为方座,正面开门。守门者是一个受"刖刑"的奴隶(见插图),是奴隶社会残酷刑法的形象反映。这是一件有力地揭露西周奴隶主野蛮罪行的青铜器,是批判"克己复礼"反动本质的实物资料。人类社会自划分为阶级以来,整个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这生产     

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

商周社会形态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焦点之一。按一般的理解 ,所谓社会形态是指与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 ,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联系 ,两者对立统一构成生产方式。虽然讨论商周社会形态要涉及诸多方面 ,但因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关系密切 ,故在此仅从商周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对当时社会形态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商代的农具以石、骨、蚌、木质为主 ,是效率较低的生产工具 ,这对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及土地占有形式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影响之一 ,是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从总体上…     

试论商、西周时期的刖刑

<正> 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发表了《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一文,由于该文对其中M16西侧二层台殉葬人的叙述不太完备,如简报中说;“此墓未被盗扰。墓室长2.8、宽1.31、深4.7米。墓主人的骨架已腐朽。在西侧二层台上有一个殉葬人,骨架保存完好,但少一下肢骨(按:重点是笔者后加的),可能生前就是残缺的。随葬品有陶鬲,铜戈。”胡厚宣先生首先未加深入仔细研究,而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了简报,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提出了从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个‘西侧二层台上’少一下肢骨,可能生前就是残缺的”殉葬人,很明显,是一个生前就受过刖刑残害的奴隶。这个经受残酷摧辱的奴隶,不但生前就因为刖刑被断去了一条腿……。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在他们编写的《商周考古》中也按照胡厚宣先生的提法,在《刖刑和手枷》部分,原文引用了。这里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什么叫做刖刑,在人的身     

略论商周扁足鼎

本文对科学发掘的扁足鼎进行分析,指出其功能主要是作盛食之用,并在西周中期发展为温器。扁足鼎是商文化青铜器组合中的重要部分,使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商文化的这种传统因素,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直至扁足鼎消亡。     

商周青铜扁足鼎特点简析

青铜扁足鼎特征明显,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极富特色的器类。本文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商周时期的青铜扁足鼎,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和时空研究。     

商周时期青铜分裆鼎初探

<正>鼎是商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类型也较为丰富。其中分裆鼎形制特征明显,时代感较强,是商周青铜鼎主要类型之一。以往学者在商周青铜器研究中对分裆鼎多有涉及,如朱凤瀚对商周时期分裆鼎做过梳理[1],邹衡、岳洪彬、彭裕商和王世民等对分裆鼎做过分时段研究[2]。但至今尚无学者对分裆鼎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进行尝试,以求教于方家。一分裆鼎母型     

从罚金刑的功能看刑罚正义

罚金刑是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的一种财产刑,它不仅对于各种犯罪有着其他刑罚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通过罚金刑功能的发挥,能够使刑罚追求的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正义价值观得到完美的体现。     

“刖人守囿”车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89年5月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7号墓出土。 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 车为长方形箱式,车顶部有双扇盖可以开启,盖面嵌有一顽劣调皮的猴形捉手,周边围绕四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器壁饰相背的凤鸟纹,并有兽形装饰,器足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可挽环牵引,可用手推转动。     

“刖人守囿”六轮挽车

从1974年开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派考古工作人员对晋南闻喜县上郭村一带的周代古墓葬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在春秋早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的比较珍贵的青铜器,如     

试从商周历史看《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是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思想文化成果。它全方位地反映了商周的历史,其内容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梳理《诗经》中有关商周的内容,更深刻地理解诗与史的关系,从而公正客观地看待《诗经》的史料价值。     

从侯马鼎模看东周青铜器分型制模工艺

本文从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鼎模入手,在对鼎各个部位陶模进行详细分类与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探求制模过程中工匠如何分型。根据各部位鼎模分型特征结合典型的晋式青铜鼎复原出鼎的分型图,并与殷墟孝民屯出土鼎模相比较,指出商周青铜器制模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进一步说明分型制模的进步性。本文得出了鼎耳、鼎足、鼎腹部、捉手等部位分型的新认识,这些部位的分型都与纹饰的复杂程度有关。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工艺和西周颂鼎复制

考古出土实物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通常是先雕刻正阴字铭文模,然后翻制反阳字铭文活块泥芯,镶嵌于主体泥芯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青铜器时一并铸成于器物内壁上。复制具有151字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颂鼎,整体采用失蜡铸造工艺,铭文制作借鉴商周青铜器陶范铸造的相关工艺,多次翻制制作一块铭文蜡片,嵌入模具型腔后翻制整体硅橡胶泥芯,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从韩伯豐鼎铭文看西周贵族政体运作机制

近出韩伯豐鼎铭文,其时代约在西周昭王之世或昭穆之际,记述地方史官接受中央王朝卿事司、内史之命,传达于地方,为韩伯、伯二氏度量、析分土田,并返回成周向王朝复命之事。通过这篇重要的铭文,再结合师永盂、裘卫盉、五祀卫鼎、晋侯苏钟、引簋等金文材料来看,西周王朝对内外服贵族有较强的控制与约束机制,特别在内服区域,通过设置于基层的三有司、师氏、地方史官,可以直接管理各地的土田与庶人,处理贵族家族的土地分配与交换,达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愿景。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由考古发现看商周政体之异同

中国考古学会两周专业指导委员会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下,与多个考古文博单位合作举办了多场学术研讨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探索两周考古学术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我们组织了本组论文。感谢各位论文作者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并期盼大家对今后活动的支持。     

从谚语看党项人的哲学思想

党项族原分布于我国青海东南、四川西北、甘肃南部地区。党项谚语是党项族人民以自己的艺术天才和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最具党项族性格特征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反映党项民族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其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风俗习惯。本文试依据出土的西夏文学作品残片中的党项谚语,探讨党项人的哲学思想,以期勾勒出党项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了解和掌握党项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和爱憎。     

从丁鹤年诗看回族人华化

丁鹤年是元代著名的回族诗人,他的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诗风高古,清绝去俗,在元、明两代的士林文化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他作为回族人的这一特殊身份来看,他的诗恰好是考查元代回族人华化的一条佐证,从中可以看出回族在融人中华民族时的复杂心理和曲折进程,也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包容。     

论商周青铜器与中国人的规矩

商周青铜器的型体制作,靠的是原始机械造型,不是靠雕塑造型。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制作,靠的是几何造形,不是靠任意绘画技巧造形。在这些工艺的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规矩。按规矩制作出来的范就是规范,即当今规范一词的原型及原意。按规矩制作出的青铜器纹饰,属于规范纹饰。只要掌握规矩,虽隔千里可制作出相同的青铜器。这种按规矩操作的工艺思想,一直被延续至今,并体现在当今的各行各业之中。     

从语言表达看日本人的心理特征

从语言表达看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商雨虹若柏任何一个民族由于其历史、文化、风俗的不同,都形成了其独特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个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反映。本文试图从日语的特点入手,通过探讨日语所反映出的日本民族的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