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

五四运动中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问题考察李学智天津商人罢市、抵制日货,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亦是商人参加“五四”运动的最主要的形式。本文拟对此作一考察,或许对全面了解天津“五四”运动的情况,深入认识中国近代商业资产阶级的性质,不无稗益。（一）...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五四运动中陆续成立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组织和动员广大中、下层商人以同盟罢市、函电抗争、捐助款项等多种方式参与了五卅运动,表达了对学生爱国行动的一种有力声援,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对外交涉的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人、学生的后顾之忧,使得斗争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坚持下来,成为上海各商人组织中政冶性格最为鲜明的街区性团体.本文认为,五卅运动中的罢市是一种斗争手段,开市是一种策略选择,罢市与开市之争,不应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分际线,更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坚定与否的标志.     

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不以文化“围剿”为视角

1929年,面对左翼文学的冲击,国民党推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但因为理论贫乏、组织不力,不久便在左翼作家和自由派文人的抵制下败下阵来。1930年,为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之党争,同时也旨在与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中央宣传部争夺话语权,CC派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又揭櫫了民族主义文艺旗号,一方面抨击左翼文学,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发起之初一度颇具声势,然因自身组织涣散和持续内讧,亦很快遭遇重挫。在1934年文艺宣传会议的推动下,兼之宣传策略的调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逐渐重振旗鼓。其复苏与再起,对左翼文坛的转向或不无刺激,同时也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做了一定铺垫,但其浓厚的御用性质却始终为人诟病。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教父”伍秉鉴

他生活在一向重农轻商,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却成为西方公认的“世界首富”,人们认为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却正是他,在中国商人中最先建立起世界性的商业网络,在外商眼里,他是“教父”。     

“五四”运动中的屈武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对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就是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屈武在“五四”运动中由于个人爱国激情的自然进发和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站在“五四”运动潮头上的学生领袖,为“五四”运动写上了亮丽的一笔。     

French anarchists and the continuing power of May 1968

Abstract

The social insurrection of May 1968 in France continues to provoke strong political debate. Compared to most French politicians and social commentators who dismiss or condemn it as an excessive adolescent rebellion, French anarchists contend that it was a substantial political rupture because participants challenged the legitimacy of all hierarchy and domination in every realm of society. Research into a wide range of French anarchist books and articles from 1988 to the present reveals several distinct approaches to May 68. Beyond narratives of the events themselves, anarchists emphasised the rapid spread and delight with horizontalist social relations of mutual aid and respect on campuses and in workplaces and neighbourhoods as 10 million French people went on strike for several weeks. This liberating experience, they contend, transformed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large numbers and led to the great surge of anarchic autonomous social movements in different realms in the 1970s. These writings also reveal important debate among anarchists themselves on whether May 68 was a revolution, whether revolution is even possible and how to organise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