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

现有研究从漕运体制的角度对宋代运河多有关注,而对运河水情和航行的研究还有不足,且对运河通船能力有过高判断。推进宋代运河研究,应着眼于考察运河的具体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汴河、淮南、浙西和浙东四运河水情不一,水深较好时为五尺,一般为三四尺,且常出现枯水和浅阻。汴河适航漕船一般为四五百料,最大为六百料,座船(客船)一千料已甚困难,其他运河适航漕船一般为二三百料。除北宋汴河可全线通流外,其他运河都设置有堰闸以解决不同地势河段间通航和保水问题,基本趋势是改堰为闸。运河航行中用帆不是稳定的航行方式,最稳定有效的方式是拉纤。运河两岸修有纤路,并制定了维护纤路的制度。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明代淮安的常盈仓

淮安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运的交汇处,为漕运和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淮安作为漕粮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包括漕运总督在内众多的漕运管理机构和官员,其中就包括淮安运河水次仓——常盈仓。淮安运河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明代淮安是漕运重地,江南几乎所有的漕粮都要从淮安起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漕粮的存储和管理,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周轩由于清代南粮北运，＂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２３），所以把治河与漕运视为国家要务。明代常以都御史总督河道，但不是常设之官。清代始设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漕运时代的淮盐与运河

<正>漕运是借助江、河、湖、海等水路调运粮食等物资的活动,其中运河漕运是最重要的水运类型。今大运河江苏段沟通了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8市,然而江苏13个设区市全被列为运河城市,原因在于除运河主河道外,与之相连的“盐河”也被作为运河的一部分,从而确立了江苏运河的网状结构。本文拟从盐政、盐运、盐署、盐商、盐官、盐城镇等方面梳理漕运时代淮盐与运河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讲述生动的运河及盐业故事。     

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

洛水河床在隋唐洛阳城筑建前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并非是筑城时将其改道,使其贯都。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最初主要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水,漕渠开通后,其漕运功能代替了洛水,成为运河的一部分。储藏通过运河运来的租粮的含嘉仓,其筑建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以州县水次仓为视角

本文从漕运的实际运作层面进行考察,发现明清有漕州县水次仓的设置及漕运运法的实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兑运法和长运法主要针对江南地区而提出,也只有在江南得到了贯彻,基本实现了运军至州县水次交兑的运粮方式。相比之下,江西、湖广在各州县设有征收水次仓,又于省城等水次设仓集中兑军,大多是在县征收后由民运至指定水次交兑;山东漕粮于运河沿线几处水次设仓,运军至水次集中交兑;河南兑军水次地点虽然有变化,但其全部漕粮始终集中于一处设仓兑军。虽然中央政府在宣德、成化间实行的运法改革,意在减少民运在漕粮运解中的比重,但在江南之外的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相当比例的民运,这表明明清漕运制度的推行具有很鲜明的区域差异性和复杂性。     

江南运河的形成

江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南段,北起镇江,南迄杭州,纵贯整个太湖平原,全长337公里。它北穿长江由邗沟连江北运河通北京,南至杭州人钱塘江。现今的江南运河是古代江南运河的发展。江南运河分徒阳运河、苏常运河、苏嘉运河和杭嘉运河四个河段。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江南运河望亭堰闸始置年代辨正

正江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其北段(自京口至望亭)地势高仰,苦于无足以确保航运的水源,故唐宋之前已在此段的地形转换点设置堰闸,以节蓄水源。堰闸设置共计四处,自北至南分别为京口、吕城、奔牛、望亭。堰闸始置年代是江南运河变迁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厘清望亭堰闸始置年代有利于修正对江南运河堰闸修筑的历时过程的认识。     

通惠河“五闸二坝”

明清时期沿袭旧制,每年向农民征敛大量的实物税——漕粮,由南方产粮大省经大运河(称外漕渠)运到通州,验收后再经通惠河水系(称里漕渠)转输京通各仓存储。为了便于漕粮的验收与里漕渠的通畅,修建若干闸、坝,当时的“五闸二坝”之说,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如今时过境迁,漕运早已废黜,“五闸二坝”也鲜为人知了。     

江苏镇江京口闸遗址发掘简报

京口闸位于江苏镇江,是江南运河上的第一座闸,堪称漕运咽喉、交通枢纽,历经唐代至清代,民国时期填埋为路。2011-2012年,考古揭示出唐代堰(闸)及北宋至明清京口闸东侧闸体、河道、码头、道路、碑亭等遗迹,出土唐代至民国时期陶瓷生活用品、祭祀供器等各类遗物,其中两件元代青花香炉尤为珍贵。京口闸遗址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大运河 世界遗产分布图

<正>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组成,共分为十大河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31处遗产区,58个遗产点,分布在27个运河城市。北京1.通惠河北京旧城段2.通惠河通州段天津3.北、南运河天津三岔口段河北/山东4.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山东5.会通河临清段6.会通河阳谷段7.济宁南旺枢纽8.会通河微山段9.中河台儿庄段江苏10.中河宿迁段11.淮安清口枢纽12.淮安总督漕运公署遗址13.淮扬运河扬州段14.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15.江南运河无锡城区段16.江南     

清代黄淮运志桩联动体系的时空过程及其驱动力分析

清代的黄淮运志桩联动体系是为了保证漕运顺利，志桩遍布豫皖苏鲁四省。明代首先在黄河中游设立志桩，清代为治理清口而先在下游徐州、清口设桩，然后依次在淮河中上游、黄河中游、淮河下游设立，最后特别重视运河的水志系统。志桩设立的时空过程与人们对特定环境与社会条件下的实践及认识深化、政策选择、黄淮运和洪泽湖环境变化密切相关。黄淮志桩向下游报送水情，运河志桩指示河湖水位作为蓄泄水量参考。黄河上的志桩还有中途分水、利用泥沙淤灌沃土的作用。黄淮运志桩体系的设立及其实践，是古代世界大范围、长时段内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