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蒋和谈看日本的诱降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当局诱降蒋介石政府的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依然如此。日蒋之间的和谈呈现出阶段性、隐密性及多变性特点,其中,日本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和平”政策的影响特别明显,甚至可以说,日本“和平”政策是日蒋和谈的最主要因素,     

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根据日本政府对华新方针,对退隐在北京的北洋军阀直系著名首领吴佩孚,开展劝降活动,以促其出山,收拾时局。这项“吴佩孚工作”,从一九三八年八、九月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多,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吴佩孚突然死去才告结束。它是日本战时对华推行诱降政策的重要一环。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中内情,多不了解。     

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

史籍记载：商汤“剪伐夏祀”,“设都于禹之绩”,“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汤灭夏而兴建的这座新都即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这座商早期城址乃古毫之一,汉以来学者习称之为西毫。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学术界有言其为桐宫者。笔者认为,桐宫之说确有其据。但桐宫却不能概指偃师商城,因为桐宫应仅系偃师商城的宫城。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申述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的五点理由。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诱降策略及其失败原因

一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的外交诱降策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蒋介石为诱降对象的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日本政府不直接出面,而以德国为代言人,采取诱惑与恫吓相结合的方法,同蒋介石进行秘密的外交交涉。     

日寇诱降与吴佩孚之死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政治诱降活动。诱降的对象除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外,还把目光注意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头面人物,主要有唐绍仪、靳云鹏和吴佩孚,后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劈死,靳云鹏吃斋念佛,坚不出山,日寇就把诱降的重点集中到吴佩孚身上,曾用尽手段,多次诱降。吴佩孚与他们巧妙周旋,终不为所动,保持了晚节,最后惨遭日寇杀害。     

戴笠直接控制的衡阳“查干班”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的同时,经济上则大力推行其“以战养战”的阴谋,加强经济掠夺。同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军政官吏及奸商的偷漏税、走私活动,也日益猖撅起来。为了挽救其经济危机,并加强对中共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乃于是年4月,命军统局头子戴笠在重庆筹备并成立“财政部缉私处”,以统一缉私机构,由戴笠兼任处长。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真宗大谷派在华活动初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利用宗教教团的在华活动（日本学术界称这种活动为“开教”,更有些学者称之为“追教”,本文则借用“开教”这个词）来配合帝国政府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这些宗教教团包括神道系统的天理教、金光教;佛教系统的古义真言宗、净土...     

论日本国会的立法程序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这说明作为立法权主体的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所以规定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具有两层意思,第一、表明立法这种国家作用由国会独占(日本称之为国会中心立法原则);第二,国会的立法作用与其他机关无任何关系(日本称之为单独立法原则)。作为国家作用的立法,又分为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种。所谓形式意义的立法,是     

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

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反映了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和侵华政策意向。满铁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个人调查偏重于农业与农村。中心人物大上末广坚持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社会既有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冀东、江南农村实态调查和无锡工业调查,都是与日本对沦陷区军政统治相衔接的“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之举。同时也贯穿着调查始作俑者伊藤武雄所说的“三角地带论”,即在与共产竞新四军相对抗的同时,对长江三角洲采取某种怀柔政策,并“不战而取”全华中。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主导者是中西功等左翼调查员,由于他们把中国抗日战争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变化。所以他们的调查作为日本对华诱降急需的战略情报而备受军部关注。也正因为它只是情报,所以不具有改变侵略国策的回天之力。     

昆仑关战役与姚纯将军殉职

出发前他奋笔书下“抗战到底”“、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等条幅交与家人1939年12月爆发于广西宾阳县境内的昆仑关战役,是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它其实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也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白崇禧指挥的又一战例。昆仑关之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形式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这是值得后人敬仰的。姚纯将军时任三十六军中将军长,担负昆仑关正面防守任务。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生于公元1894年,江西萍乡北门后埠里桐车岭人。幼年家境贫寒,随父务农…     

浅析抗战期间汪精卫的叛国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走上叛国降日之歧途,是特定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浅析这种必然性的原因,首先,汪精卫在个人性格影响下产生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是内因;再次,周佛海、陈璧君等的影响,与蒋介石权利之争,日本的"诱降政策"等条件是外因。汪精卫叛国降日正是以上几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试论抗战开始后蒋、汪矛盾激化分道扬镳的原因

蒋、汪的矛盾斗争发轫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山舰事件”,到改组派发起反蒋活动,则演成了真刀真枪,势不两立的架势。1932年,改组派烟消云散,蒋、汪握手言欢,分掌军政权力,开始了所谓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时期。但彼此始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抗日战争爆发,蒋、汪矛盾尖锐激化,暗斗渐为明争代替。“联共抗日”与“反共降日”的政见分歧,伴随着权力之争,加上日本诱降、扶汪弃蒋的催化作用,导致蒋、汪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彻底破裂,造成了国民党的又一次大分化。     

“桐工作”辨析

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急于向中国方面“诱和”,展开所谓“桐工作”。双方曾在港澳多次秘密会谈。就中方说来,这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香港机关负责人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也曾谦词卑态,巧言相,哄骗中方。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和“儿戏滑稽”,主张“严拒”,同时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张治平,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     

血泪“慰安妇”的来龙去脉

记得2005年6月11日,日本一位文部科学大臣曾说:“二战期间并没有随军慰安妇这样的词汇。”没过3天,6日13日,日本一位内阁官房长官随即出面澄清:“慰安妇是日本的一种委婉用语,用来形容在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本军队性奴的人。”何谓“慰安妇”?日本出版物早有诠释,却用掩饰本质的中性词释之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或称“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当年在押抚顺的日本战犯说,日军官兵则蔑称之为“P”,英语“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个字母,也与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统称谐音。始自于九一八,广施于南京大屠杀这实际是区别于出自…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论羽仁五郎的《明治维新史研究》和他的“人民史观”

去年6月8日,日本的著名历史学者羽仁五郎在东京逝世了。这位唯一仅存的“讲座派”开拓者的死去,是日本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羽仁五郎(1901—1983),生于日本资本主义因素发祥之地群马县桐生市一个富商家庭,原名森五郎,由于和羽仁悦子结婚,而改姓羽仁。他在1921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学部,不久之后就去德国留学,在海得尔贝格大学学历史哲学。他在德国期间,与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三木清和马克思主义统计学者糸井靖之以及回国后成为“劳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及其破产

１９４２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治诱降失败之后,炮制了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企图一举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基地。但计划出笼不久,太平洋战局逆转,日本进退维谷,难以实施。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派遣军头目再次叫嚣实施作战计划,以作垂死挣扎。但历史不可逆转,计划的破产和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概述了该战略计划炮制的过程及其破产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的狼子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