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他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因有二:一是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日潜力,并且害怕它,因而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充满恐惧;二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因此,总希望日本的侵略能适可而止,并期望国际社会能对它实施约束。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实在太大,要征服中国,独霸东亚,远远超出蒋介石所能退让的底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经过诸多曲折,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终于下决心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蒋介石日记解读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也与蒋介石无关。当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19人联署的《时局通电》即称：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研究综述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乃至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现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观点撰写成文。现综述如下。     

张学良不抵抗政策之原因新探

<正>不抵抗政策直接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大片国土丧失。关于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政策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抗战史中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尚存在着很多分歧。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个问题谈些浅见。     

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研究综述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乃至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转折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现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观点撰写成文。现综述如下。     

蒋介石日记披露对日密谈内幕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对外公布了蒋介石的早年日记,这是珍贵的近代史料。3月中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与张海鹏先生应邀赴美,参加了3月24日举行的蒋介石日记揭幕仪式,并在当地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集中研究。此文即杨天石先生返京后,根据研究蒋的早年日记而写就。     

蒋介石对阎锡山降日活动的处置

阎锡山苦心经营了25年的太原,于1937年11月10日陷入侵华日军之手,这使抗战思想本来就很脆弱的阎锡山就更加没有了信心,于是他积极进行降日活动.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蒋介石的3月20日

1926年3月20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突然扣押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并诬陷李之龙“阴谋叛乱”,史称“中山舰”事件,又叫“三·二零”事件。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打响抵抗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第一枪

80年前的1927年4月23日,就在蒋介石反动派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第11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广东省的普宁县举行了有1万多农民军参加的革命暴动,打响了反抗反革命政变的第一枪。这次暴动,要比尔后举行的"八一"南昌起义早3个多月,成为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但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蒋介石一生不打自动电话

蒋介石为打电话发生过不少事件。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蒋均系亲自指挥战争。当时南京电话局长途台接线员均系南京籍十七八岁小姑娘。淞沪前线战争非常激烈,国内所有精锐部队连同中央陆军学校教导总队官兵学员均调往前线参战。 蒋介石指挥战争不分昼夜,经常一、二点钟拿起电话叫接前线。当时前线有三位高级指挥官:苏州顾祝国,     

林虎不与蒋介石为伍

1927年,林虎在上海法租界祁斋路一号自建别墅曰“隐庐”作寓公。蒋介石曾派林虎旧部李宗仁持亲笔函,另有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等信函一大扎,一致劝林虎出山帮助。林虎以蒋是上海交易所流氓,羞与为伍,对一大堆信件概置不理,并对李宗仁说:“我现在老了,需要休养,没有工作兴趣,有你们这么多年轻有为的人给他帮忙,比我这个老头子强得多。”其实当时林虎还只有40岁。李宗仁不得已要求林虎回封信。林虎说:“你就照我的话答复他们就够了,何必回信?”李宗仁被碰了一个大钉子走了。后林虎的亲信陈仲阁等问林虎:“你何不出去跟他们再玩几年?”林虎说:“…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的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的不干涉政策王真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实行中立主义的不干涉政策,但这种政策也包含了某些非中立性的因素。史学界有人认为,这其中的矛盾＂有时甚至发展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①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以求廓清这一时期苏...     

蒋介石的碉堡政策的起源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全面展开后,为对付红军,国民党仅在江西就修筑碉堡2900多座。最早提出碉堡政策建议的,是滇军将领金汉鼎;最早实践此法的,是赣军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最终将其完善的,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柳维垣。1929年冬,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以重大打击,清军正是采用此法征服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的,因此建议江西的进剿可仿效此法。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

正一、前言战后的1951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于外务省主持"战前日本外交总回顾"的一连串内部检讨会议中,将退出国联视为战前日本外交"走入歧途"的第一步,认为退出国联,不啻自绝于国际社会;不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同步的日本,自然陷于被孤立的命运,能寻找到的奥援,只剩下和日本同等命运,同样被国联唾弃的德、意两国。日本之所以于1936年与德国签定《日德防共协定》,1940年再组日德意三国同盟,无疑反映此一时代背景。日本既然步入歧途,仿若过河卒子,自认惟有孤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