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肖常哥传》补证

肖常哥,辽代外戚,北府宰相肖敌鲁之后。其次女师姑,被选入宫,为天祚帝德妃。常哥亦历官至北府宰相,官位甚崇。然《辽史》本传极为简略。近年幸有《肖义墓志铭》出土,经考证,肖义即肖常哥。《传》、《志》互校,足以互为补充者甚多。今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作《肖常哥传》补证。补者,补缺略;证者,证谬误。妥否,尚乞方家有以正之。     

“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

近年来在北京地区辽代塔基内出土一块十分珍贵的辽代纪年文字砖。砖之形制为灰色细勾纹长方形(尺寸为20×17.5×4.2厘米)。表面涂白色灰面,其上墨书“大蕃天显(囗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共十五个字。“天显”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年号,太宗耶律德光继续沿用。“戊戍岁”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三年(公元九三八年),《辽史·太宗纪》载:“是年(按,天显十三年)十一月丙寅晋遣使刘恂,卢重上德光尊号,大赦改元会同”。所以十三年五月年号仍为天显。又据《辽史·历象志》会同元     

《后汉书》札记三则

(一)《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二月许[阳]侯马光自杀。”校勘记云:“校补引洪亮言说,谓传作许阳侯,此脱‘阳’字。今据补。”按:《后汉书》凡四处提及马光为许侯,而无一处记载为许阳侯者(此据宋绍兴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亦然)。马光,《后汉书》未为立传,仅在《马援传》所附《马防传》中连带提及,洪亮吉所谓传云,即指此。《马防传》原文如是:“建初四年,封防颍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续汉书·天文志》中也记载说:永元六年七月(《纪》作二月,当有一误),“许侯马光有     

《晋出帝北迁记》疏证稿

《契丹国志》三、四两卷记晋出帝北迁,乃联缀《通鉴》及《欧史·晋家人传》之《高后李氏传》而成。今改题《晋出帝北迁记》而注释其事迹,以为《五代宋金人游记十一种疏证稿》之首篇。辽降出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考

日本国名的由来,据我国史话所载,约有两说:一为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在《史记·舜纪》“东长鸟夷”下按云:“武后改倭国为日本”;一为新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谓倭国于唐高宗“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汉语),恶倭名更号日本”。从表面上看,两说互异,莫衷一是;实际上,两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新旧《唐书·东夷传》所提供的史料,足以补证《史记正义》按语未记年月的不足。     

试论志书中的文献目录──参编《晋城市志》的点滴思考

中国古代素有编纂文献目录的传统,史志目录创建于东汉初年班固所撰的《汉书》,以后各史依例编纂,即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6种。其余正史无志者,经后来(主要是清代)的学者陆续补编,出现了一大批“补经籍志”和“补艺文志”。这样一来,汉朝以后各朝的正史中几乎都有了文献目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代王朝收藏文献典籍的一般情况。 我国地方志记载地方著作的目录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记北齐时代邺下(今洛阳)一带杂事,…     

关于“头下”研究的两个问题

王国维认为头下一语“本出契丹” ,其实也就是说此语本出《辽史》。因为在他生前尚未有契丹语言文字资料被发现。而所谓学者们关于斡鲁朵是皇室之头下的“共识” ,则起源于对《辽史·营卫志》“宫卫”一目小序的误读。     

《宋史》正误两则

(一)《宋史·卷二百八十九·高琼传》载:“咸平三年,……授(高琼)殿前都指挥使。”按:“咸平三年”,误。应作:咸平四年。咸平三年时,殿前都指挥使是范廷召(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三年四月第23条》),而高琼当时正任并代都部署、步军都指挥使(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三年正月第2条》)。殿前都指挥使、河西节度使范廷召于咸平四年正月病死(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四年正月第2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梁始建秦州考

《北齐地理志》据《梁书·徐文盛传》、《梁书·杜崱传》以证南梁始建秦州于今南京市六合区时在武帝太清年间。实际上,《梁书·徐文盛传》所载"秦州"不治今南京市六合区,《梁书·杜崱传》所载郭元建攻秦州刺史严超远岁非太清二年(548年),二者皆不可为据。经考证,本文认为南梁始建秦州于今南京市六合区宜在大宝三年(552年)三至五月间。     

《魏书·本纪》《北史·魏本纪》校记

近期潜心研读《魏书》、《北史》本纪部分,发现诸多时间记载差误,本文利用二书进行互校,或利用一书前后对校,或援引它书校勘,以备未来重刊《魏书》、《北史》时借鉴.不足之处,祈请教正(《魏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均用中华书局标点本).1.《魏书·太祖纪》P42:“(天赐三年)夏四月庚申,复幸(?)山宫.……甲午,车驾还宫.”《北史·魏本纪》第一,P23:“(天赐三年)夏四月庚申,复幸豺山宫.……甲戌,车驾还宫.”按:天赐三年四月丙午朔,本月无甲午日,甲戌为二十九日,可见《魏书》误,应从《北史》.     

辽“嵩德宫铜铫”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

“嵩德宫铜铫”1950年发现于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萧氏墓葬中。该铫器身作短直筒状,带柄。在器身外侧近底边刻有“嵩德宫造重一斤□□□三日”的铭款。铜铫及其铭文的发现,为了解辽代宫卫手工业生产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线索。辽代的“宫”,内涵比较复杂。就见诸于《辽史》而言,有朝仪宫、宴寝宫、宴乐宫、行宫,还有一种被称为斡鲁朵的宫,它实际是帝、后私人辖地的直属官署,和其他宫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所以《辽史》编撰时单列入《营卫志》“宫卫”一类。铜铫铭款中的“嵩德宫”,应是《辽史·营卫志》“宫卫”条所载的斡鲁朵一类的官署。     

辽代铁州故址新探

关于辽代铁州故址,在60年代初已有学者作过考证,认为“在鞍山市南约5公里的东鞍山、西鞍山之间,有一个古城址,是辽代的铁州。”其理由是“据《辽史·地理志》记载,铁州治汤池县,在辽阳西南30公里。这个接近汤岗子的古城址(鞍山驿堡遗址,笔者注)和历史上所说位置正好相合,肯定是辽铁州无疑”。笔者通过对田野考古调查资料和大量的文献史料的分析,认为此说立论根据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辽代铁州故址作进一步探讨。《辽史·地理志》:“铁州,建武军,刺史。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城。唐太宗攻之不下,薛仁     

宇文虚中与金初文坛

女真本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建金以后才慢慢进入奴隶社会,文化上相当贫瘠,“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赋敛科发,刻箭为号,事急者三刻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三九《初兴风土》,中华书局1986年版)。然而,“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脱脱:《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版),表明后来女真人在文化上的造诣非同寻常。而这皆得益于女真在征辽灭宋的过程中对先进文化的积极吸收。宇文虚中与金初文坛@李禄峰$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蔡…     

点校本《辽史》正误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人修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1344)三月,所用的时间尚不足一年,它是《二十四史》中成书最速的一部史书。这部《辽史》,是以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底本,参考《契丹国志》、《资治通鉴》及各史中的《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搜集资料,致使很多重要资料没被吸     

《史学集刊》一九八三年总目录

史学理论开创我国历史学的新局面悼念吕振羽先生李时岳}1荣孟源{4于载洽汤开建贾敬硕罗继祖陈贵宗译校译校译校译校 “利用为依迁国”考《辽史》堪误一则胡娇陷辽记疏证《观堂书札》再跋《石涛山人见闻志》校补马克思《编年摘要》选译路德信徒中急进派与温和派的分裂;骑士反对 诸侯的战争,即济金根的内乱宗教改革的成功。托马斯·闭采尔及图 林根的空想家们圣热曼和解救令前的法国宗教战争查理九世去世前的法国宗教战争查理九世在位到1568年3月和约时期的法国文献史料研究查理九世在位到1568年3月和约时期的法国(续)傅孙铭部宁田白王郭守田…     

《宋史》正误四则

(一)《宋史·苗傅传》载:大父授,父履。授在元丰中为殿前都指挥使。(标点本13802页)按:“元丰”,误。应为“元祐”。据《宋史·苗授传》载:“元祜三年,(苗授)遇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而且在《东坡文集·卷三十九·赐新除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使苗授辞免恩令第二表不允批答口宣》中也明确载明苗授始任殿前副都指挥使的时间:元祜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可见“元丰”当是“当是“元祐”之讹记。(二)《宋史·世家二》载:     

《萧■碑》研究

一、概述南朝碑碣很少,原因是南朝有敕禁刻碑之事(见《昭明文选》).如刘宋义熙中,裴松之曾上表议碑禁,言辞甚切,由是加以禁断(见《宋书·裴松之传》);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见《隋书·志第三·礼仪》).南朝刻石既少,而梁代《萧(忄詹)碑》(图一)碑文三千余字(清·方若《校碑随笔》谓“全文二千八百四十许字”),是南朝少见的丰碑大碣,而且其书法又颇有成就,可谓弥足珍贵.     

辽代梁援墓志补说

薛景平、冯永谦两位同志在《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上发表《辽代梁援墓志考》一文(以下简称《考》),对1979年7月间在辽宁省义县大榆树堡乡四道岔子村北山南坡处出土的《大辽国故中书相梁公墓志铭》和《大辽故安定梁中令赵国夫人墓志铭序》,即辽代后期知名人士梁援及其妻清河张氏的二方墓志,以录文的形式公布出来,并就此志的记述,对《辽史》作出“补史之阙或证其误”方面的考释。我在此对于梁援墓志所记家世与其任职“北面宫官”的情形,试提出不成熟的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隋文帝“后宫有子者皆不育”考证

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隋史》第十节写道:“(隋)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隋文帝杨坚有五子,皆独孤皇后所生。诸史无文帝后宫生子而不育的记载。《隋书·后妃传》载隋文帝“唯皇后(即独孤皇后)正位,傍无私宠”。这主要是由于独孤皇后“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资冶通鉴》卷一百七十八(开皇十九年)云:“独孤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没宫中。上(文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隋书·后妃传》载,容华夫人蔡氏深得文帝喜爱,但“以文献皇后(即独孤后)故,希得进幸。”可见,独孤皇后对     

叶隆礼和《契丹国志》

《契丹国志》在元修《辽史》之外,是现在仅存的一部纪传体辽史。然而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史料价值等问题,均有争议。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一得之见,以期专家、读者们教正。一《四库提要·史部·别史类》对本书有这样的介绍:《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