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绘画遗存的再研究

本文以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切入点,考察景教绘画在中原的遗传与流播,并探讨西域考古文物中景教绘画的特色.文章认为高昌故城外与T遗址相对的寺院遗址上景教壁画中的"执事补"形象地再现了1000多年前在高昌流行景教的历史一页.而敦煌基督绘画的出现反映石室封闭前东方和西方均曾存在基督画像的崇拜,而且敦煌的景教绘画蒙受唐代佛画的影响.     

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

济宁路在元代是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作为蒙古贵族弘吉剌氏的家臣,按檀不花家族至少三代先后在济宁路各地为官,留了不少碑刻材料。这些碑刻提供了元代景教的许多新知识,可以弥补景教研究在汉文史料上的不足。按檀不花家族在济宁路当政期间,曾经兴修景教寺宇,复建阙里孔廷,甚至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展现了元代景教徒与中国本土文化与宗教的交融与互动。     

洛阳惊现大秦景教碑

在2006年5月,洛阳李楼乡出土了一件唐代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经幢上所刻经文,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按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曾出土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两件,为天津大藏书家李盛铎所得,此两件景教经典,学术界至为重视。     

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

本文根据唐代洛阳景教经幢《幢记》所载大秦寺若干僧人的称谓,参照同时代的摩尼教情况。比较两者华化之深度。认为前者的深度华化,是景教入华传播一百多年逐步演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景教会努力适应华情的积极态度。本文梳理西安景碑和教外文献所存各朝景僧名字,追溯这一结果形成的轨迹,认为这一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整个景教华化的历程。     

浅论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景教作为基督教的的分支,真实面貌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各种问题,造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唐代景教文献"出土在国内、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因此,中国的语言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对唐代景教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抓住《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新近出土的契机,取得景教研究的中心地位。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浅谈唐代丝绸之路景教绘画

唐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过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845）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近年,有关景教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然而,大多数文章侧重于研究景教在中国的兴衰以及世存的景教碑刻与写本经书,对于景教流传期间留下的绘画艺术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现存部分景教绘画艺术的梳理,呈现出景教独具魅力的一面。     

阴山汪古景教图像的初步研究

分布于阴山南北的汪古部以突厥后裔为主,自唐末五代起,逐渐融合了当地的回鹘、沙陀、党项、蒙古等族群,形成了金元之际的汪古部。景教于唐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阴山南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景教图像作为景教遗存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是景教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在阴山汪古发现的景教石刻图像为研究对象,将其中的十字架依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划分为马耳他、聂斯脱里派和珍珠纹三种十字架类型,并分析了石刻图像中的莲花纹、卷草纹和如意纹的寓意和渊源关系,讨论了景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佛教文化因素、汉文化因素和波斯文化因素影响下逐渐本土化的过程。阴山南北的汪古部景教遗存,是辽金元以来留存至今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其内涵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博大胸怀。     

高昌故城摩尼教绢画中的十字架与冠式——以勒柯克吐鲁番发掘品中的一幅绢画为例

勒柯克在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遗址发掘出的一份摩尼教绢画中绘有十字架,它与新疆、敦煌等地发现的景教十字架极为相似。图像中残存的礼拜童子及供养人画像与同一时期常见的摩尼教人物画有所不同,表现出的景教色彩甚至大于摩尼教,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在吸收景教的同时,试图尽力调和二者间的不同,甚至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景教的服饰和仪轨,而非简单地将耶稣置换成摩尼教神祇。通过对这幅摩尼教绢画中十字架与冠式的解读,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摩尼教兼容并蓄的特点。     

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

景教是产生于拜占庭帝国境内叙利亚地方的基督教异端,它在受到东正教会打击后向东传播,进入波斯、中亚并扩展到中国境内。景教传入中国境内乃至中原地区的时间,至少可推至6世纪前半叶,景教碑记载的贞观九年(635年)并非景教入华的最初年限。进入中原的景教徒为了传教事业,展开积极的文化活动,将特质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希腊-拜占庭医学、建筑、机械制造、天文学和景教艺术等引入了中国,在中国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     

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

中国景教的研究肇始于明末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及对碑文的解读,1 9世纪末2 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其研究渐趋深入,可以说,中国景教的研究是随着景教遗物的出土而前进的。国内的研究至朱谦之《中国景教》出版而成一总结。是书作于1 96 6年,至1 993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时又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哲学史家文库的一种再版。其关于景教的介绍,虽以中国的情况为主,但亦用不少笔墨述及其他地区;虽以引诸家之说为多,然其内容架构、课题的提出已足资后来者所用,比如其中关于景教受摩尼教、祆教、…     

对唐代景教衰落原因的再思考——从概念翻译角度

文章在介绍景教背景基础上描述了其在唐代的历史轨迹,详细列举和分析了学界关于景教衰落原因的各种观点。从景教相关文献中找到的具体内容来看,其翻译确实多有在佛、道教的背景下阐释基督宗教思想的情况。但文章最后也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思考了其如此做的原因。景教衰落的原因不应完全归结为神学思想和概念翻译的问题,传教制度、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本土文化等因素,都是景教在唐代根基不牢从而衰颓的原因。     

唐元時代景教歌詠音樂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写本《志玄安乐经》释考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教的称呼,唐代敦煌景教文献研究一直为国际学界所关注。《志玄安乐经》是学界公认的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景教写经,在唐代景教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根据最近日本杏雨书屋新刊布的该经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对该经文本进行了最新辑录和考释,为学界提供一个释录准确,并尽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文本,以期有益于中国景教之研究。     

中国景教：穿越《圣经》的古老传说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公元5世纪前期兴盛于中、西亚。唐贞观九年（635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我国传教,改教名为景教。这块中国唐代的景教纪念碑,从竖立到深埋,记载了从万里之遥进入中国的景教的繁荣史与落寞史。同时见证了后来中世纪西方宗教世界争取同盟的努力与对外扩张的野心。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景教碑①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单纯的传播教义,而是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其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医.汉籍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景医的个案,但是景教徒善医已成学界共识,并且前人也已经考证出僧崇一等几个景医.本文通过对景教碑中"艺博十全"的重新解读,明确提出景教碑中"伊斯"也是一个景医.     

佛教景教初传中国历史及其比较研究概况

代表着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之一的佛教在两汉交替之际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中,逐步转型,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景教也是一种外来宗教,其文化传统属于基督教文明,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令人遗憾的是景教传入中国仅200余年便告夭折,未在当时中国社会留下深刻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经验,而景教在中国传播则提供了失败的教训。对佛教、景教传播中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开放、更好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提供借鉴。本文涉及佛教与景教在中国初传…     

元西行景教僧朝圣路线考

根据古叙利亚文书《马·雅巴拉哈法主和拉班·扫马传》记载可知,蒙元时期两位景教僧侣拉班·扫马和马古斯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空前发达是他们西行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经过分析可知,布哲《忽必烈时代之景教僧》书中关于西行景教僧受忽必烈派遣之说法证据不足,应当存疑.二僧自汗八里出发,最佳路线选择是经归化、夏州(或中兴),走纳怜站道至永昌路,而非佐伯好郎所言溯黄河而上经兰州再至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