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

<今日评论>是活跃于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前后的一份中间势力的重要刊物,其作者集中了当时宪政理论水平很高并一直关注中国宪政问题的知识分子,以钱端升、罗隆基、王赣愚、傅斯年等为代表.他们不但是这次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还以<今日评论>为阵地,围绕这次宪政运动的主要内容,如政党、国民参政会、国民大会、五五宪草、期成宪草、地方自治等问题,积极阐发自己的看法,对时局产生了较大影响.     

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的民主宪政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深刻影响了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追求民主政治的强烈意愿是民主党派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根本动因;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直接原因;国内外要求民主的强烈呼声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外在动力;共产党的引领和帮助是其参与民主宪政运动的重要条件。民主党派经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历练,日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民主党派经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实践,对民主的理解更为深刻,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民主宪政运动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成功实践,为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莫定了基础。     

试析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宪政渊源北大核心CSSCI

苏格兰在2014年9月18日举行了引人瞩目的独立公投,虽然公投未获通过,但是关于苏格兰独立的议题并未就此落幕。再次举行独立公投也随着苏格兰国民党在2016年5月再获连任而被提上议程。英国在2016年6月通过的脱欧公投,让支持留欧的国民党寻找到了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契机,英国脱欧的进程,必将再次助推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发展。享有近代"宪政之母"美誉的英国,并没有对国家边界进行明确的宪政规制,但边界变更却遵循一定的宪政原则。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或分离是在英国的宪政框架内进行的,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也带有英国宪政的特点。     

试析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宪政渊源

苏格兰在2014年9月18日举行了引人瞩目的独立公投,虽然公投未获通过,但是关于苏格兰独立的议题并未就此落幕。再次举行独立公投也随着苏格兰国民党在2016年5月再获连任而被提上议程。英国在2016年6月通过的脱欧公投,让支持留欧的国民党寻找到了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契机,英国脱欧的进程,必将再次助推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发展。享有近代“宪政之母”美誉的英国,并没有对国家边界进行明确的宪政规制,但边界变更却遵循一定的宪政原则。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或分离是在英国的宪政框架内进行的,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也带有英国宪政的特点。     

中间派与国民参政会的缘起和第一次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召开与抗战前以中间派为主体的宪政运动分不开。第一次宪政运动以"五五宪草"为背景,围绕开放党禁、强化国民大会议政会权利问题;目标与内容是战前宪政运动的延续,更多体现了中间派的政治主张,也体现中间派对国民党、对国民参政会态度的变化。     

孙科与"五五宪草"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现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一个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代表人物。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人权运动评析

人权为评估一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道德上的判断基准。只有当公民不再需要经常用人权与本国政府抗争时,此政府才被认为是合法的。鉴于史学界对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权运动尚缺乏系统剖析,本文以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为历史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主导的人权运动作认真梳理,试图阐明中间党派的宪政思想及其新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理论意蕴。     

中间势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取得第一次反入侵斗争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人们开始改变历来偏重共产党一方的倾向,对国民党方面在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有所重视.然而,对中间势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研究,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一般认为中间势力只不过是作为被争取的对象而存在、而作用的.对此,木文试就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地位作用谈点新的看法.     

国民党与广东民团

国民党正式改组前即与广东民团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绅士把持的民团武装。民团成为正在兴起的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商团事件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国民党和政府对摧残农会反抗政府的一些民团,实行打击和限制,但没有放弃对整个民团维护扶持的方针。国民党的党政军内敌视农民运动的势力则庇护和支持民团,打击和压制农会农军。北伐后这股势力在县以下地方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所有解决民团与农军冲突的办法都得不到执行,并最终将国民党引上镇压农民运动之路。     

1945—1947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

抗战胜利后,秘密社会势力已渗透到社会各界,作为一种社会的边缘势力,秘密社会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力争融入主流社会。1945—1947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就是它们力图政党化、合法化的具体例证。一些有秘密社会背景或以秘密社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人为制造的。它们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闭口不谈"政治民主化",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们企图从内部混入革命阵营,捞取政治稻草,达到最终破坏人民革命的目的。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上的彻底覆灭,它们也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政治殉葬品。这些政党虽然混迹于第三方面,但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是有所区别的。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宪政考量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包含着某些宪政因素,但与宪政的要求相去甚远。19世纪末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从事国家建设,而是驱逐外国势力和推翻封建帝制,为建立新国家扫清障碍,由此决定了主要服务于当前革命运动的民权主义不可能遵循宪政的逻辑。不过民权主义中关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目标设定,仍具有相当的宪政意义。     

1946年的宪政方案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协商,达成了宪政共识,为中国设计了一套宪政制度。即：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本文对此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     

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宪政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争取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曾推出过许多研究成果。不过,某些与宪政运动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或缺乏足够重视,或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对1939年与1943年前后两次宪政运动的实际发起因素、不同的争取重点、获得的有形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重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目前宪政运动研究提出个人认识:第一,最早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并非迄今认为的发起第一次宪政运动的七提案,只是由于七提案合并讨论,方形成共同发起宪政运动的既成事实。第二,第一次宪政运动的成果,虽然包括宪政思想宣传与宪政观念普及,但唯一的有形成果则是体现西方议会模式的“期成宪草”。第三,第二次宪政运动虽与联合政府运动有承继关系,但它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取得了三项成果,需要给予承认并加以客观评价。这三个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的完整性,因此也是今后这一研究中需要重视与补充的。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哈密“9·28”黄金抢劫案

哈密地处新疆东大门,战略地位历来就十分重要。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哈密时期,一方面积极扶持笼络本地匪霸势力,另一方面设立7个特务组织,大量派遣特务,发展反动党团骨干,以加强对哈密的控制。随着兰州的解放,国民党张掖、武威和酒泉军政要人、流散匪特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态度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和参与,是中共试图在国民党的话语系统里进行合法斗争的一部分。中共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经历了要求修改国民大会法规、取消旧国大代表实行普选和斥之以"伪"三个阶段。其中充分表现了中共的政治诉求及高超的和平合法斗争的艺术。国民党本想通过国民大会来树立民主的形象,但是中共的要求显然更民主,且也符合民主党派分得一杯羹的愿望。因此,中共联合中间势力,反而弄得国民党狼狈不堪,即使到了最后决裂时,也还能拉最大的中间派别民盟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