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易文化推向世界的思考

以周易文化为源头的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必然。周易文化产生于中国,但它早已属于世界。其发展是“中国之易学”、“亚洲之易学”和“世界之易学”。在秦汉时期《周易》随着儒学的外传而开始走出中国,自唐代以来则成为亚洲邻国知识分子研习的经典,到明清之际又从欧亚大陆的东端走向它的西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易学通过文化融合而奉献给世界。     

刍议儒学经学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儒学和政治的结合,即儒学经学化过程进行阐述,以揭示儒学经学化和我国古代政治的某些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福建这座城市，为什么这么“香”

<正>中华传统香文化，发展已有几千年历史，且和福建渊源深厚。宋时，中华香文化发展到极致。当时的“东方第一大千年国“潮”“人之喜香，如花之向阳。”中华香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对香料植物有了直接的利用，如焚烧艾蒿、佩戴兰草等，“香气养性”的观念已初步形成。     

浅谈儒学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在本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影响也波及到附近国家。朝鲜是最早接受儒学的国家,儒学贯穿在朝鲜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儒学的传播,对中国古代社会、对朝鲜半岛以及其周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潮汕文化特质散论

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众多的人文景观、乡土气息浓重的民俗民风、多姿多彩的民间文艺、璀灿夺目的工艺制品……潮汕文化的一桩桩、一件件,皆足以引发潮汕人民的自豪感,亦引发海内外学人对潮汕人民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研究兴趣。 一、潮汕文化之定义 远古的中华大地,曾经孕育和产生过众多不同的地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燕     

浅论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

博大精深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之后,很快走出国门,影响到周边地区。尤其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儒学,经过短暂的沉寂,在推古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儒学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与日本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本土化之后的儒学,对日本的思想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亚共同体与日中关系的历史及未来

东亚文明产生于中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文明产生之后,随即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并持续地产生着影响,逐步形成了中华世界。在东方首先接受中国文明的是朝鲜半岛,接着便是日本。     

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

中国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孙玉杰伊斯兰文化是产生于世界东方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从元代以后,中国的穆斯林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     

洛邑文王明堂

儒学是东方文化的主导,她对中华民族和东亚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影响最深、最大。而儒学文化又来源于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化。《礼记&;#183;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说明：洛邑文王明堂是中华儒学的发祥之地。不少学者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见199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所以抓紧开发中华儒学圣地——洛邑文王明堂,不仅对展示洛阳城市主体形象——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亦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价值。为了发掘开发的需要,现将有关古籍记载编辑于后。     

浅析古代书院制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是萌芽于唐末,兴起于宋朝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经元、明、清三朝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之久,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更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书院教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民国学界的老辈

按照新文化派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老辈学人除以遗老身份存在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几乎无声无息。实则清季学术虽已中衰,仍然不乏名家,并以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国学研究,影响着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学人。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算是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他们对于新派的批评,可以成为反省的借鉴,而他们的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博大而精深。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后,儒学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然而在儒学文化体系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是其核心,这致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死气沉沉,科技文化墨守成规,便也渐渐落伍于世界文化之林。但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同时,却也正同时承受"反哺之恩",使得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呈现一种不一样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接触的"西学东渐",并且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呈现着不同特色的新文化对旧的陈腐落伍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也就儒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支配统治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独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论广东碑刻的史料价值

碑刻是中国传统金石的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内容丰赡,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遗迹和载体,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同时也是原始文物,故深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探颐索隐,遂成专学。     

简议“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中外文化的重大的碰撞,或者说交流,或可说中外文化会合:第一次是两汉开始的印度佛教哲学、文化艺术对中国的传入;第二次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到东方来,包括中国、日本在内,基督教文化艺术的东渐;第三次可否这样说,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宗教等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传播,一直到现在.这三次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的一些国家产生着影响.现在我们所面对着的课题,是第一次中外文化大接触的一部分,现在的题目也局限在第一次中间的佛教艺术里边的佛教造像系统在南方的传播.这个问题,仅我个人所知,本世纪初,国外的学者,主要是法国的学者,他们已觉察到有些问题.比方说沙畹(E·E·Chavannes,1865—1918)、色伽兰(V·Segaien).色伽兰在1914年曾经参加一个考古队,在四川做过一些考察,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1930年冯承钧译),南方的佛教造像,尤其是四川地区,除了在隋唐以后有些是中原龙门     

沉痛哀悼金景芳先生

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易》学专家、吉林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景芳先生因病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２１时５０分逝世,享年９９岁。 金景芳先生是辽宁省义县人。生前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国孔子基金会顾问、国际儒学研究会顾问、东方易学研究院顾问、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吉林省历史学会顾问。先生在易学、孔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古代思想文化研究以及历史文献整理上均做出重要贡献。金景芳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谨对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沉痛哀悼金景芳先生     

试论唐代文献典籍的构成

唐朝社会历史近三百年（618—907）,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局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文教事业繁荣,对当时亚州各国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发展,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引人瞩目的唐代文化,在继承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唐代文化,内容丰富,绚丽多采,故而享名于中外,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唐代的文献典籍只是唐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数量之浩繁,体裁之齐备,内容之广博,却远远超过了前代。唐代文献典籍的门类极为广泛,主要包括有文学、历史、哲学、财经、政法、文教、科技、宗教以及知识密集型的字书、韵书和类书等等。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钱逊：论语是人生的常理

钱逊,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之子,江苏无锡人,1933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     

“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是"战"还是"和"?这一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知识界也不例外。概而言之,《东方杂志》学人主战,《独立评论》学人主和。《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之所以对九一八事变后"战"与"和"的抉择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认识不同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但,无论是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学人,都是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他们之所以主"战"或主"和",主要是出于各自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与他们主观上是爱国还是卖国无关,主战或主和也许有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决无主观上的爱国与卖国之别。以胡愈之为代表的《东方杂志》学人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学人主"战"和主"和"的原因,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错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