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

自《新青年》声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业已形成国人的世纪情结。此一情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无减。但《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对于20世纪来说,业已成为历史。问题是,由此导致的历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参与这一历史构成的人所明白,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的我们。     

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

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发表邵建《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以来,计有4篇文章对民主与专制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是许良英、王来棣两位老人的大作《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2010年第12期),有着更深邃的思考,表达也更为全面,耄耋之年依然关心中国的民主事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

邵建先生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一文,旨在颠覆近百年来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个观点,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乃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梁启超主张中国古代专制说,系不加反省地全然接受外来学说;钱穆反对“专制说”,妨碍了对历史的认识。实际上,无论梁、钱,他们在主张或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时,均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注意结合中国的历史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与“西方的依附”没有多少关系。梁启超对中国古代专制特点的概括和分析,对专制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而非被动行为。钱穆从人文的角度反对中国古代专制说,戳中了“专制说”的一些矛盾之处,显示了与社会科学治史不同的理路。而他提出的“中国式民主政治”,首先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寻得的答案,而不可简单视作“科学考订”的产物。     

对民主与共和的历史学思考——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

由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制度》。凡从该书引文，均只标明页码)一书，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继《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施治生、刘欣如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可以说，该书是前著的“姊妹篇”。     

“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

权力腐败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他对这种思想的另一种简洁明快、铿锵有力的表述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侯旭东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想象出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夸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过高估计了否定专制说者的影响;在没有进行历史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侯文所说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侯文所做的知识考古不够完全,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此项工作引向深入.     

基层民主政权的权力来源问题探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基层民主政权的权力来源问题，认为基层政权的权力既来自于基层的人民，又来自于整个政权体系内部的权力流动，具有特殊的二重性。其次，分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权源问题，探讨了实际权源与理论权源形成差异的原因。最后，就如何使实际权源趋近于理论权源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应从制度和意识两方面着手，解决权力来源的扭曲，实现基层民主政权的功能。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长期曲折道路并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党在历史上最重视民主政治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民主问题。他说：“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为了实现民主,党中央一方面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这两方面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1945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发表了中共决定以民主政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著名谈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古埃及公共权力的演变为例

王权与专制主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历史为背景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王权与专制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考察,结合古埃及各个历史阶段公共权力的演变,剖析王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王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发展为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又因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

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中的“献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和“学史料”(Literary sources)的区别。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作中常常提到的“献史料”(literature),实为非献史料(Non．documentary sources)和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述,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等。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误以为主要以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 hand or primary sources)或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依托于古     

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

本文认为 ,自希腊化时代以降 ,由于城邦民主制度的衰落和希腊化、罗马等君主国的兴起 ,批判雅典民主制度的思潮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等人笔下 ,还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或者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鲁塔克等人的思想中 ,雅典民主更多地以混乱、刻薄、无法制的暴民政治面貌出现。西方学者今天对它的肯定不过是民主政治再度符合了他们的需要。因此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现实的需要往往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