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华北经济开发”致实业部函令三件

本组史料选自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它反映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华北地方行政当局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商订“中日经济提携八项原则”,进行所谓“华北经济开发”一事提出相应对案所持的否定态度,表明了国民政府此期对日态度逐步转向强硬的趋势。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彭敦文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     

抗战时期国家元首视察“小陪都”

1936年春,经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批准,建立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署设于北碚。经过卢作孚等的努力,北碚规模日益完善,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乡村建设模范区”。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小小的北碚,迅速迁来的国家机关、学校、单位、机构达200余个,人口从6万激增至10万,社会各界精英3000余人也纷纷来此定居,因此被称为“小陪都”。由于其地位的重要,引来国民政府首脑以及外国领导频频前来视察,但他们视察的目的确是各不相同。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存亡始末

1931年,由于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随时面临被侵占的危险.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议》、《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

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渐趋猖獗.这不仅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打击了中国弱小的民族工商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为维护和稳固自身统治,国民政府试图遏制华北走私,取得一定成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见国民政府在华北事变后对目政策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     

太炎先生拍马电致宋哲元前后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又进一步侵略华北,炮击山海关,热河危急。日寇又指使汉奸欲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屈膝让步,准备接受这一掠夺要求。日寇的步步蚕食,国民政府的节节退让,激起了北京学生的愤怒。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放下书本,走出校门,举行了“一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二三十年代提出、执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本文从各个不同角度时专作了具体研究，揭示了这一政策的复杂演变和丰富内涵，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时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     

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人,或是读过记述这段历史文章的人,恐怕无人不知闻名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个当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又被作为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的葛佩琦,到底是什么人？如此“铁案”又是怎样铸成和怎样翻过来的呢？原本一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读过村塾,后靠半工半读在北京崇实中学毕业,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华北危亡、祖国危亡的1935年,爆发了震撼全国、永垂青史的“一二·九”…     

中华国宝迁运纪实

中华国宝迁运纪实■文＼晓峰东北沦陷国宝南迁沪宁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平津震动,华北告急,日寇把侵略矛头又指向华北、内蒙。为防故宫文物毁于战火或被劫,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国民政府批准了故宫的这个计划。１９３２年...     

“南京市长”马超俊轶事

马超俊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革命。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他任南京市长,这个京兆尹的官职不小。他的夫人沈慧莲看上去娴淑温雅,里里外外照应周全,是他的一个贤内助。当时,我的父亲沈觐恒是南京立法院日文编修兼编译处处长,叔父沈觐鼎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姑母沈佩菘嫁四川人陈     

“保卫大武汉”口号的由来

70年前的武汉保卫战是一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役。当时中华志士和国民政府喊出了“保卫大武汉”口号。此口号一出,在凝结民心、鼓舞士气、唤起民众方面起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保卫大武汉”这一口号究竟是何时何人率先提出？最早见于何种大众报刊？对这样一个本属基础性或常识性的问题。学界仍语焉不详。     

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     

吴鼎昌与贵州“企业公司”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华东发动了更猖狂的进攻,北平、上海相继沦陷,南京危急。10月30日,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发布《移驻重庆宣言》,称“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从此出现了中国现代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重心从东南向西南转移的局面。作为     

徐图自保：阎锡山与长城抗战

1933年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到全面抗战前,中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前后动员20多万军队参战,其中既有国民政府中央军,也有华北地方实力派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原大战失势的阎锡山趁机重掌晋政,成为华北地区除东北军以外最大的实力派。此时抗日战事又起,华北成为反抗侵略的最前线,阎锡山虽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出兵抗日,但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究其缘由,随着日军侵略深入华北,坐镇晋绥的阎锡山已感受到危机。在其看来,捐弃前嫌与国民政府中央合作抗日已成为必然选择。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