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金属胎珐琅器

我国的金属胎珐琅器生产高潮是在清代中期,尤以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最为著名。由于弘历本人对金属胎珐琅器的特别偏爱,并加以大力的提倡和扶植,使得这一工艺制品的生产得到迅猛异常的发展。乾隆时期的金属胎珐琅器制作无论从生产的规模、产量、质量、品种,还是从艺术风格、用途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繁荣阶段,对于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金属胎珐琅器工艺品,在中国泱泱数     

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

清代的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同时出于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某些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特点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绚丽多彩的清乾隆朝御制玻璃器皿

清代是我国古代玻璃器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其玻璃品种繁多,工艺技术高超。从明朝末年以后,随着英、法、荷兰、西班牙、葡葡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船来到中国的广州、宁波、漳州、泉州等口岸倾销他们的商,西方的玻璃器便也随之传入我国。更为重要的是,随商船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们把他们备自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其中包括玻璃制造技术也带到了中国,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加了明政府钦天监的工作。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内廷成立了玻璃厂,从属于内务府养心殿造办     

清乾隆朝省局铜政略述

清代乾隆年间,朝廷除在京师设立宝泉、宝源两局外,又先后创立及规复直隶、山西、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十四个省的铸钱局,铜政是保证清政府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大政,省局是清政府铸钱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各省局需铜数量     

清乾隆朝京南永定河湿地恢复

清代乾隆年间,在京南小平原永定河及淀泊治理中,一改康雍以来"束水攻沙"策略,采取人工引水出堤等调节径流的办法,修筑并不断改造与维护河湖湿地,使河水散漫流淌,将泥沙沉淀于河岸周围四野荒滩,以防御河水挟带泥沙淤塞河流尾闾淀泊及洪水期间危及居民田舍。这一策略效果较好。此间折射出日益尖锐的人水矛盾。人占水地,加大了永定河治理的成本与难度。     

清乾隆朝新疆铸钱问题研究综述

<正>新疆地区自西汉时期纳入中央政府治理,其沟通欧亚的地缘关系始终牵动中原王朝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至清代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在当地推行一系列货币政策并铸行新货币,实施有效治理,是为边疆政策与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于新疆地区的钱制与钱法,早在乾隆、嘉庆两朝《钦定大清会典》中便有相关记载。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不乏进行新疆铸“乾隆通宝”钱币学考察与乾隆朝新疆货币史研究者。本文旨在围绕清乾隆朝新疆铸钱与货币政策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阐明研究现状,归纳研究重心以及尚待讨论的问题。     

略说清乾隆朝的南玉匠

清代的南玉匠是一群因技艺高超而被选入内务府造办处应役的宫廷玉匠,他们主要来自苏州地区,是制玉匠中的精英。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从南玉匠的选拔、技艺和待遇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们在宫廷玉匠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乾隆朝宫廷玉器制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乾隆朝王公大臣官员进贡问题初探

进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传统。文字记载可上溯至（书·禹贡）篇：“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上作贡。”周以分封建国,设九贡以致邦国之用,贡成为天子与诸侯间政治经济联系纽带。秦汉以降,进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朝贡。二是地方向朝廷进献的常贡、例贡,其特点是岁有定额,有固定的进献方物。三是地方。中央个人向皇帝的进贡,此类进贡本无定制,其取决于社会风气、吏治状况、皇帝个人喜好等诸多因素。在清代具有制度意义的个人进贡在康熙朝已具雏形,①经雍正朝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成熟并达到了有清一代的最高峰。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     

乾隆朝文字狱述评

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期间,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在一百一十起以上,几乎占了清朝时期全部文字狱     

清代乾隆朝雕漆

The works of carved lacquerware of Qianlong's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have very high value of ar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worksof carved lacquerware of Qianlong's reign collected in the Palace Museum. They afford us objec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the style of carved lacquerware of this period.     

秘密磨改碑碣与清乾隆朝的文化控制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书籍整理运动,也使书籍文献遭受巨大破坏。除查禁书籍外,一些碑刻遗文亦遭受厄运。乾隆四十年代初期,经马兰镇总兵奏请,在直隶、山西、盛京三省掀起一股磨改“违碍”碑碣的浪潮。三省各派专人,逐地勘核,根据对象性质和材质不同,或磨毁石碑,或改刻碣文,或更换村名,或熔铸铜像。相较于禁毁书籍,磨改碑碣将目标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最基层,成为清朝思想文化控制体系的重要部分,对民间文献的存续和民俗文化的流传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四库》禁毁行为的一次扩展和延伸,标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愈加多样,控制地方社会的程度愈益深入。     

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历史不能照原样重演,已经逝去的岁月不能重新开始,对过去的悔恨、惋惜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我们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该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让我们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清乾隆朝的云南铜京运问题与天津市的发展

（一）序言──大运河与天津市的形成长江与大运河自古至今就是中国物资流通的大动脉。为了南北物资的流通,大运河于六世纪隋朝开始其工程①,经唐、宋、元、明各朝而趋于完备,大运河开始的历史性时期是很明确的。相反地,长江却是自然河川,其利用应该也是相当久远的。可是在中国经济物流史上,长江与大运河的关系却是颠倒过来的,大运河的历史较早,六世纪末期隋朝、一百数十万高句丽远征军的军粮,从江南经由大运河北送;八世纪半唐朝安史之乱后,二百万石、十二万立方公尺的粮米经大运河运送至荒废的华北一带,唐朝的命脉可说是靠大运…     

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

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中有两次是征剿川西大、小金川部落,不仅用兵规模大、耗时长,费饷数更是达到十全武功总和的十之六七。从乾隆十二年(1747)第一次金川战役始,迄至四十一年(1776)清军彻底平定两金川地区,双方的周旋对抗竟长达三十年(直接的军事对抗近七年)。     

试析乾隆朝毁造墨

乾隆初年,内廷御书处墨作曾多次将前朝遗墨分类、配匣庋藏,并将各类破墨销毁重造。本文结合清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与现藏墨品进行分析,通过对乾隆时期墨作所进行的墨品改造、毁造、补造及仿造等项活动的梳理,探寻毁造墨品的特点。     

乾隆朝耶稣会士刘松龄述论

刘松龄(1703～1774),字乔年,斯洛文尼亚人。1703年出生于卢布尔雅那的一个旧贵族家庭。1721年,在奥地利教区加入耶稣会。1736年,被派往中国传教。1739年,入职清政府钦天监。1746年,升补钦天监监正,成为清钦天监第八任洋人监正。此后,刘松龄接替戴进贤主持对南怀仁康熙十三年编纂的《灵台仪象志》的修订工作,1752年,奉旨主持制造"玑衡抚辰仪",并负责迎送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刘松龄在清政府钦天监任职长达30年,直至1774年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的传教士公墓。     

乾隆朝禁毁戏曲曲目考

戏曲表演艺术在明末清初之际发展迅速,传奇已成为明清文人寄寓情感的主要文学载体,其题材或抒写男女恋情或反映当时朝廷政治斗争等,真实地记载了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些历史事件.     

乾隆朝紫光阁赐宴图研究

紫光阁为明清皇帝观骑射、试武举的场所,乾隆朝两度改建,将其改为收藏武功勋臣肖像与展示战功的建筑,强化了紫光阁弘扬清帝国尚武精神的特点,体现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本文以乾隆朝的四幅紫光阁赐宴纪实画为研究材料,结合文字史料,运用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探讨赐宴图的绘制背景、目的与史料价值。乾隆皇帝以紫光阁为赐宴外藩使臣与燕劳将士的筵宴地点,藉由筵席制度、乐舞冰嬉的象征意义,达到武力威慑与怀柔的目的 ;并制图宣告战勋,表彰乾隆皇帝的伟绩。     

乾隆朝西洋钟表传入刍议

在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各种“奇货”中,钟表传播最广,受欢迎程度最高,尤其乾隆帝及其朝臣分外青睐,并以进贡和贸易两种形式入华,前者满足宫廷的需求,后者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因西洋钟表造型奇巧精美、技艺精湛,一经传入即对中国传统钟表制造工艺带来冲击,由此涌现出大量中西合璧式钟表,其核心技术多来自西方,但外形设计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堪称中西方交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