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乎，友乎? 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

我接触徐懋庸的名字,是通过鲁迅那篇著名杂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跟他本人接触则是始于1976年7月。当时我刚从北京一所普通中学调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单位所在地跟徐懋庸住的王府仓只隔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因此我常去跟寂寞的他聊天。他对我说,他一生都崇仰鲁     

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现代著名作家施蛰存以小说闻名文坛,而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派杂文,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就有《“现代”诸家》专章介绍。而且,30年代,施先生与鲁迅先生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更使他名闻遐尔。 近几年来,我曾多次拜访过施先生,并问及他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鲁迅笔下的抗战

正鲁迅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9月21日的《答文艺新闻社问》,直至1936年他逝世前的《半夏小集》《"立此存照"(七)》,历时五年多,贯穿于《二心集》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部分和此后的《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七本文集中,即除《三闲集》之外的《鲁迅全集》第4卷、第5卷和第6卷。从《"友邦惊诧"论》《文章与题目》《"有名无实"的反驳》到部分内容涉及抗日的各类文章,总数不下60余篇。这些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     

不该被文学史遗忘的周文

<正>第一次读到周文的文字在10多年前,那是他1942年6月在延安批判王实味的两篇文章,一篇叫《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一篇叫《鲁迅先生的党性》。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批评王实味     

《异闻集》杂考

1927年,鲁迅先生《唐宋传奇集》出版。书凡八卷,一至五卷所选的皆为唐代单篇传奇文。选录谨严,考证精审,诚如鲁迅先生自己所说：“本集篇卷无多,而成就颇亦匪易999这是先生长期艰苦劳动的结果。卷末《稗边小缀》说：“《太平广记》所收唐人传奇文,多本《异闻集》。     

鲁迅和瞿秋白的革命友谊

鲁迅和瞿秋白是亲密的战友。早在1923年10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初版刚三个月,瞿秋白就在他写的《荒漠里》对鲁迅表示极其仰慕,并推崇说：“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鲁迅先生虽然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后来他又提到《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等。1931年,溜秋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来到上海养病。他在读了鲁迅送给他的刚出版的译作《毁灭》之后。就写了一封《论翻译》的信给鲁迅。开头以“敬爱的同志’叶B称,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     

"吃苦茶":大师晚年好窘迫

前几年,有关周作人的争议说得已经够多了,得出的共识大概是:周作人一生是复杂的。早年与鲁迅一起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周氏兄弟各自在杂文、散文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后来,鲁迅成了"民族魂",周作人却因失节落水成了民族罪人。周作人晚年,以戴罪之身居住北京八道湾。他与海外的联系仅止于两人,一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另一个就是这本书里与其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知堂老人的书信编印出版。曹聚仁出版的是香港版《周曹通信集》,鲍耀明先是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1972     

从版税看鲁迅《两地书》的出版与热销

正在鲁迅的众多著述中,有一部显得相当别异。这就是他与许广平的往来通信集——《两地书》。不说身后,鲁迅生前,名气就极大。文章无论小说,散文,尤其杂文,出手便"剑气"逼人,引动知识界,甚至普通民众热捧。眼下,鲁迅要出通信集,与爱人的"两地书"——"名人"加"情书",对于大众读者,吸引力或许会大大超越其小说、散文甚至名萃一时的杂感。这一点,从选题开始,到出版之后的事实,均"不出所料"。这里,我们试     

陈丹青对画画我不肯失去野心

继《退步集》、《退步集续编》、《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之后,2011年年初,陈丹青又有两本新书出版,一本是画册《归国十年》,一本是《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     

也谈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

去年,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的著作,“再说几句”透露了罗稷南问“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以及毛泽东对此的回答。周海婴心中十分忐忑,“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有王元化先生的鼓励,“再说几句”才成为《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一石激起千重浪。谢泳先生在《文史精华》2002年第6期发表文章认为,在1957年那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以他政治家的身份,说出罗稷南所讲那样的话,在逻辑上不合理。事已至此,“孤证”也几乎无据了,似乎“再说几句”也该成多余的几句了。     

为鲁迅先生画像

“九一八”事变后,祖国的大片河山异色,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有志的爱国艺术青年不甘于再走“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要求为拯救祖国为人民而艺术。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之风不时吹到杭州来,鲁迅先生极力提倡木刻,他于1929年以“艺苑朝华”的名义出版了两本《近代木刻选集》,1930年又出版了《新俄画选》。尤其是同年出版的德国画家梅斐尔德的木刻《士敏土之图》对我们很有影响。况且“一八艺社”已被开除出校的胡一川等同学就早已尝试刻木刻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就勇敢地拿起了新的艺术武器——木刻刀。 鲁迅先生在《新俄画选》的《小引》中就明确指出:他之多取版画的原因就在于“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并说:“‘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笑对人生的歌手——读姚义先生诗文集所感

姚义先生近年陆续出版了《折枝集》、《呼唤集》两本集和一册名为《行吟集》的诗集。作为一名从教数十年的教育工作,这些诗中洋溢着他对国家的爱、对事业的爱,以及对同学、对同事的爱。正如他平日与人谈话时总是满面笑容一样,他也总是以笑容面对人生,     

胡汉民与斯大林的书信往来

关于胡汉民的苏联之行,他本人已经有所叙述,1930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胡汉民先生名著集》(上下册)辑入了他发表的有关文章。台北蒋永敬教授在《胡汉民先生的重要史绩及其影响》中,吴相湘教授在《胡汉民先生年谱稿》中都有     

萧军拳打张春桥

拳打狄克们鲁迅逝世后,萧军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曾将新出版的《中流》、《作家》、《译文》等刊物,在鲁迅墓前焚化。这些刊物都是鲁迅先生生前关怀和支持的。新出版的这些刊物上面刊有对鲁迅的纪念文章和照片。当然,萧军并非有神论者,他这样做,实在是人在极度悲哀时的一种身不由己的行动。然而,此事却被狄克一伙看见了。于是他们便在《文坛消息》上写文章漫骂萧军是“鲁门家将”,是鲁迅的“孝子贤孙”,烧刊物     

其为人也正 其为学也精——记林辰先生

林辰先生是一位从事鲁迅著作出版的编辑,也是鲁迅研究界的老前辈。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鲁迅的著作,几十年来,他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版的专著《鲁迅事迹考》,一直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成为从事鲁迅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此外,从1951年至1958年,1977年至1981年,2000年至今,他曾先后三次参加了     

从一篇手稿看鲁迅的写作态度

鲁迅先生说过,多看伟大作家的手稿,对于初学写作者是"确有益处"的一种学习方法。他认为当时在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材料",实在是文学青年"先天的不幸"。现在文物出版社继《鲁迅手稿选集》出版之后,又出版了《鲁迅手稿选集续编》,这就很及时的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于具有鲜明的立场,对于客观事物具有深刻的观察能力,同时由于事前打过成熟     

《苦闷的象徵》的两种译本

丰子恺三十八岁时,在浙江石门湾缘缘堂专事译著。一九三五年他译出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徵》,同时鲁迅先生亦将此书译成。两位作家在内山书店晤面谈及这事,鲁迅当即推让丰子恺译稿先行出版,随后鲁迅才将译稿交书局印行。鲁迅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丰译本不致滞销,以至劳而无功。丰子恺对鲁迅这种谦让的态度和爱护后辈的高尚品德     

《藤野先生》传到日本以后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文中着重回忆了他在日本学医的一段生活经历。作者以凝重的笔触记述了自己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热情歌颂了藤野先生伟大的人格、感人的师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这位日本老师的崇敬、感激与深沉的怀念。该文发表在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