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     

对洛阳东周墓的几点认识

洛阳是东周都城,是该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文对洛阳东周墓葬分布规律、形制和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在考古学上应有一定意义。     

隋唐宝相花纹样及其演变

前言 古代金银玉石器物上的纹饰,是古代社会艺术理念和流行时尚的一种物化遗存。纹样学内涵研究不仅仅是考古学断代分期研究的课题之一,而且在文明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相关研究领域也都占有一定地位。     

商周镈之考古学研究

商周时期的青铜镈是一种重要的乐器和礼器。文章充分利用出土的考古资料,对其出土地点及地域分布作了概述。并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镈的形制、纹饰、体量、组合、用途及其使用制度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

本文发表于1975年,其时新考古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思潮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考古学家们为新的研究目标,从其它学科中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方法,系统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开始取代文化历史考古学中的关键学术概念和分析单位——考古学文化(当然,系统论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最新成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产生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而决非仅限于考古学)。并成为考古学理论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论的精髓在于将考古学从立足于器物静态的分析和分类以及编史学的研究,转向对这些器物制作和使用的人类行为和适应环境等多变量互动系统关系的阐释。考古学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关键概念,而是需要从物质遗存产生的背景和各种因果关系来了解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并对考古学研究的概念、方法以及探讨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做根本的调整。这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放弃过去那些无法解决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更加便于观察和更加容易解决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对沃森、勒布朗和雷德曼、克拉克和弗兰纳里等学者有关成果的叙述,详细介绍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的起因、过程和发展,从概念的革新和建模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系统论对考古学研究革命性的影响,以及在人类学、民族学等考古学相关领域内所引起的变革。可以说,现代考古学理论相对于经典考古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很多方面都是引入系统论思维的结果。阅读本文,虽然作者写作的对象是西方学者,中国读者由于对许多背景知识不是很了解,在翻译和阅读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仔细领会其中一些要点,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对系统论的意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

洛水河床在隋唐洛阳城筑建前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并非是筑城时将其改道,使其贯都。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最初主要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水,漕渠开通后,其漕运功能代替了洛水,成为运河的一部分。储藏通过运河运来的租粮的含嘉仓,其筑建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隋唐时期砖瓦窑研究

隋唐时期的砖瓦窑型制多样,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隋唐时期的核心地区即河南和陕西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前进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在选址问题上,该时期的砖瓦窑多建造在建筑基址范围内,以利于运输。而在生产方面,隋唐时期砖瓦基本上都为单独烧造,鲜有与陶器合烧的现象。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是一篇动物考古学研究新领域的介绍文章。考古研究显示,昆虫与古代人类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或遗物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的行为有关。昆虫遗存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此可以进行多方面研究,如复原古气候和古环境,古生物的地理分布,遗迹形成的时间,遗址埋藏的过程,古代人类的生活水平和驯养家畜的行为,等等。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昆虫遗存进行研究,例如,在青海大通长宁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就出现了炭化的昆虫遗骸。     

民族考古学是什么

本从学科分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边缘学科、研究成果等五个方面分析后认为“民族考古学”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     

洛阳老城十字街与隋唐城街道遗迹

1996、1997年,在洛阳老城西大街东段发掘出隋唐洛阳城东城宣仁门的南门道遗址。此处门址的发现,为进一步确定隋唐洛阳城东城第二条横街宣仁门街、外郭城上东门街的位置提供了重要坐标点。结合考古资料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考证出现今洛阳老城十字街与隋唐洛阳城宣仁门街、上东门街、徽安门街的叠压关系。     

社区考古学: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

社区考古学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管理和考古学研究的思路,其实践仍然具有草创性、不平衡性和多元性。社区考古学是作为让本土社会获得考古学权力的工作方式,以权力让渡为核心,主要涉及发掘权、阐释权、教育权和商业开发权。社区考古学理念确立了社区在文化遗产管理的主体观念,廓清了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对生态观念和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误解。在考古学研究上,社区考古学是情境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将通过采取不同的视角揭示传统考古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问题。     

二重证据法与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认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开始提出的,但是早在1917年夏天,王国维已经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是王国维只是强调了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作用,但其实纸上材料对地下材料的作用也很大,在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更不容忽视。因而,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纸上材料。     

东魏、北齐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迄今发现的东魏、北齐墓葬分布在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北京等省市。时间跨度40年,从东魏天平四年(537)到北齐武平七年(576)。纪年墓葬33座(东魏11座,北齐22座),依据墓室形制和随葬品推定为此期的9座,共42座。它们基本覆盖了东魏、北齐统治的时空范围,且呈现出大体一致的物质文化面貌。     

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绝不仅限于对某一类器物的研究,还应包括对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各种遗存的研究、对该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透过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结构及与其他集团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导致考古学文化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因素及其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因此考古学文化仍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社会考古学综论

“社会考古学”一词早在1921年就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柴尔德为首的考古学家才真正开始社会考古学研究。至今,社会考古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研究对象为社会;其内容则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规模、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聚落分析法、墓葬分析法、民族历史学分析法和人类分析法四种。而中国的社会考古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     

洛阳周公庙与五贤祠的兴衰

洛阳周公庙始建于隋末,位于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应天门东侧,后代历经修缮.五贤祠位于周公庙旁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周公庙的补充和延伸.文中披露有关文献和近年出土的碑刻文物,见证了洛阳周公庙与五贤祠的兴废.     

河南洛阳市隋唐东都外郭城五座窑址的发掘

2003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隋唐洛阳外郭城东北里坊区内发掘了5座烧窑遗址,出土有长方形砖、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以及瓷器、釉陶器及陶器等生活用具。根据烧窑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再结合与临近地区窑址的比较,推断该窑址应属于隋唐时期的官营烧窑作坊遗址。     

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所指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按时间先后为良渚文化晚期、以鱼鳍足鼎及细颈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和广富林文化。自1999年末以来,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首先是基本确立了该地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因其首先在上海松江的广富林遗址被辨识出来所以命名为广     

美国聚落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

聚落考古学或说聚落形态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考古学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理论或方法革命,在美国考古学界,它已经成为被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等各个学派广泛接受的基本方法.本文回顾了聚落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过程,阐述了它在当代考古研究中的重大作用,并对它在今后考古学发展中的积极前景做了展望.     

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

政区研究是传统沿革地理的主体,隋唐政区研究则是沿革地理的热门话题,自清代乾、嘉以来从未间断,历来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